■ 唐筱毅
立夏前后，田里的秧苗刚插下去，树莓就红了。
这东西，我们那儿叫“刺泡”。名字起得直白，凡是沾上“刺”字的，都得小心。可小孩子哪管这些。放学路上，书包往田埂上一扔，人就钻进草丛里了。
植株矮矮的，趴在地上，像一丛带刺的绿云。果子藏在叶子底下，红得发亮，一颗一颗，小珊瑚珠子似的。摘的时候得用指尖轻轻捏住，往上一提，熟了的一碰就掉，没熟的得用点劲。指腹常常被扎，细细密密的小刺，扎进去看不见，摸得到，痒痒的，疼疼的。
可嘴里那颗是甜的。那种甜，不像现在超市里水果的甜。它是酸的底子，甜的锋刃，一口咬下去，先是酸得皱眉，紧接着甜就漫上来了，满口满心的，连牙床都跟着软一软。
我们一边摘一边吃，吃得满手通红，舌头也是红的。有时候摘急了，连着叶子一块塞进嘴里，呸呸吐出来，也不恼，继续找。
那时候的大人们，总爱吓唬我们：“那是蛇爬过的，别吃。”我们才不信呢。蛇要是真爬过，怎么我们年年吃，年年都没事？后来想想，大概全天下的父母都会这一招。
阿棉家住村东头，阿云住西头，我住中间。一到树莓熟的时候，我就站在院坝上扯开嗓子喊：“阿棉——阿云——快出来！好多刺泡！”那声音能穿过三块水田、两户人家的屋檐，一直传到她们耳朵里。
等她们跑来了，三个人蹲在田埂上，像三只护食的小鸡仔。有时候抢起来，你推我一下，我挤你一下，嘻嘻哈哈的，最后谁也不生气。
手帕是标配。四角一兜，兜成一个小包袱，红红的一包提在手里，晃悠悠的。阿云手巧，会用狗尾巴草把果子一颗一颗串起来，做成手环，戴在手腕上，红玛瑙似的。我们学着她做，做得歪歪扭扭，做到一半就塞嘴里了。
再后来，我们长大了。阿棉嫁到了镇上，阿云去了外地打工。我进了城，坐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吃着十九块九一盒的树莓。干干净净的，没有刺，也没有虫子。可怎么吃，都不是那个味道。
去年回老家，带着外甥去山上转。找了半天，才在田坎底下发现一小丛。稀稀疏疏的，果子也小。孩子没见过，伸手就要抓，被刺扎得哇哇叫。我摘了一颗，吹了吹，塞进他嘴里。他嚼了嚼，眼睛一亮，含糊不清地说：“好吃！还要！”那个馋样，像极了当年的我。
只是再没有阿棉和阿云的声音，再没有狗尾巴草串成的手环，再没有奶奶坐在门口眯着眼睛笑。可树莓还在、刺还在。摘的时候还是会扎手，摔了还是会疼。可那些和我们一起蹲在田埂上的人，已经散落在四面八方了。
我把外甥扛在肩膀上，让他去摘高处的那颗。他的手伸出去，指尖刚刚碰到果子，阳光正好落下来，红艳艳的，像一团小火苗。他咯咯地笑。
那笑声穿过几块水田，传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