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振雄
我们既是历史的读者，也是未来的作者。当我在九江的湖光山色中行走时，常觉得自己像一位拾穗者——弯腰捡起的不仅是苏轼的诗句、李时珍的药方、焦裕禄的泡桐种子，更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绽放的智慧，在困境中坚守的从容。——题记
走在时光的褶皱里：与生命同频的从容哲学
暮春的黄昏，九江甘棠湖的步道被夕阳染成琥珀色。我驻足在一棵百年香樟前，它的枝干如老人佝偻的脊背，却倔强地托起两簇截然不同的叶子——左侧新叶嫩绿如翡翠，在风中轻颤；右侧枯叶焦黄如旧纸，仍悬于枝头。
这生与死的对峙，让我想起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那个闷热的夏日乌台诗案中苏轼的牢狱与顿悟。御史台的牢房里，苏轼蜷缩在稻草堆上，铁链的寒意渗入骨髓。窗外蝉鸣扰耳，他盯着墙上自己用指甲刻下的诗句，突然听见脚步声。狱卒打开牢门，扔进一碗馊饭：“吃吧，明早提审。”苏轼端起碗，手指触到碗底的刻痕——那是妻子王弗临终前送的玉碗，此刻已裂成三瓣。他想起元丰元年（1078年）在徐州治水时，百姓跪送他离开的场景；想起王安石变法时，自己因反对青苗法被贬杭州的愤懑。“苏轼！”审讯官声如惊雷。他抬头，看见对方举着《钱塘集》的抄本：“你说‘讥讽朝廷’，可是此意？”苏轼冷笑：“若论讥讽，王荆公（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岂不更甚？”审讯官拍案：“大胆！”苏轼却突然大笑：“我笑自己，笑这世间，笑这‘忠君’二字竟成了囚笼。”元丰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苏轼被贬黄州。渡江时，他望着滔滔江水，对儿子苏过说：“过儿，你看这水，看似向东流，实则暗含漩涡。”苏过不解，苏轼指着江心：“人生亦如此，顺境中藏逆流，逆境中亦有生机。”到黄州后，他带着全家开垦城东五十亩荒地，因地处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一日，他在田埂上摔了一跤，泥土灌进衣领，他却爬起来大笑：“这比在朝堂上勾心斗角有意思多了！”
这敬畏与探索的并存，让我想起李时珍的“毒草”与《本草纲目》。明万历二初年，李时珍背着竹篓，带着儿子李建元翻越武当山。山路陡峭，李时珍脚下一滑，竹篓里的草药散落一地。李建元惊恐地抓住父亲的手：“爹，我们回去吧！”李时珍却蹲下身，捡起一株曼陀罗：“你看，这花像不像小喇叭？”他凑近闻了闻，突然头晕目眩，栽倒在地。“爹！爹！”李建元哭喊着摇晃父亲。李时珍迷迷糊糊中，看见妻子吴氏的身影——二十年前，他因误食断肠草昏迷三日，是吴氏用乳汁喂他解毒。他挣扎着睁开眼，对儿子说：“记……记下来……曼陀罗……性温……有毒……可治风痹……”李建元含泪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曼陀罗，又名洋金花，味辛，性温，有大毒，主惊痫，脱肛，跌打损伤。”27年间，李时珍走遍大江南北，尝遍百草。在云南，他因吃生附子而呕吐不止，当地彝族老人用蜂蜜水救了他；在辽东，他冻掉两个脚趾，仍坚持记录人参的生长环境。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他终于完成《本草纲目》初稿，却因劳累过度双目失明。他摸着书稿对李建元说：“此书若能流传，我死而无憾。”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本草纲目》在南京刻印，李时珍却未能亲眼见到。他临终前说：“医者，意也。药者，缘也。愿后人能以慈悲心，行济世事。”
走在诗意的褶皱里：与千年文脉共呼吸的九江
走湖是九江人的日常，喜欢走湖也成了我的日常。九江的湖，是流动的诗行。浔阳江的烟波里，藏着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叹息；景星湖的荻花丛中，回荡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庐山的云雾深处，隐约可见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情。而最令我震撼的，是苏轼在庐山的那场“诗性顿悟”。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由黄州量移汝州，途经九江。庐山脚下，他遇见好友佛印和尚。佛印指着远处的山峰问：“东坡居士，你看那座峰像什么？”苏轼答：“像佛。”佛印笑：“你再看。”苏轼凝视片刻，突然大笑：“现在像你了！”佛印点头：“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啊。”苏轼一怔，想起自己半生宦海沉浮——从杭州通判到密州太守，从湖州知州到黄州团练副使，他见过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也见过司马光废法的保守；他写过“大江东去”的豪迈，也写过“小舟从此逝”的超脱。
次日，苏轼登上五老峰。云雾缭绕中，他仿佛看见陶渊明在东篱下采菊，李白在香炉峰前吟诗，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客。他掏出纸笔，却迟迟未落墨。佛印问：“为何不写？”苏轼叹：“我怕写坏了这山。”佛印笑：“山岂会因诗而坏？”苏轼摇头：“非也。我初入山时，见‘山谷奇秀’，决意‘不作诗’，是怕自己的俗笔玷污了仙境；如今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却不知该从何写起。”
傍晚，他们来到西林寺。松涛阵阵中，苏轼突然挥毫，在墙上写下《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写罢，他掷笔大笑：“原来诗在山中，不在笔下！”佛印合十：“居士终于悟了。”苏轼点头：“悟了。这山，这诗，这人生，皆如云雾，看得太清，反失其趣。”
如果说苏轼与庐山，从“不作诗”到“不识真面目”，那毛泽东对庐山的豪情，则是从“云横九派”到“热风吹雨”。1959年6月，毛泽东登上庐山，住在“美庐”别墅。一天早晨，他站在含鄱口，望着云海翻腾的鄱阳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看，这云像不像大海？”工作人员点了点头，毛泽东却摇头：“不够，要更壮阔！”他回到住处，挥毫写下《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写罢，他召集随行人员讨论。有人说：“‘冷眼向洋’是否太尖锐？”毛泽东笑：“冷眼不是冷漠，是清醒。我们既要看世界，也要守本心。”又有人说：“‘桃花源里可耕田’是否太理想化？”毛泽东沉思片刻：“陶渊明的桃花源是逃避，我们的桃花源是建设。只要努力，理想就能变成现实。”
走在新征程的褶皱里：以“马”为喻，共赴时代之约
散步归家时，妻子突然问：“三个马的‘骉’字怎么念？”我愣了一下，随即笑出声——这个由三匹马组成的字，不正是对“前行”最生动的诠释吗？
1958年，中国决定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临危受命，带着团队来到葫芦岛。那里冬天寒风刺骨，夏天蚊虫肆虐，他们住在漏风的工棚里，吃着发霉的玉米面。一天，黄旭华在计算潜艇的耐压性时，发现数据与苏联专家提供的有出入。他召集团队讨论，有人说：“苏联专家不会错。”黄旭华拍案：“科学没有权威，只有真理！”他亲自潜入深海，承受着巨大的水压，记录下每一组数据。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黄旭华站在甲板上，望着波涛汹涌的海面，泪水夺眶而出。他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信：“旭华，你为国家做大事，我骄傲。但你为何不回家？”他无法解释，只能对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头。30年后，他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却已满头白发。他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让中国挺起脊梁。”
如果说黄旭华三十年隐姓埋名只为“深潜”，那焦裕禄的“泡桐”则是治沙与治心。1962年，焦裕禄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当时的兰考，风沙、内涝、盐碱地“三害”肆虐，粮食产量极低。一天，焦裕禄带着干部群众到朱庄村调研。一位老大爷拉着他的手哭诉：“焦书记，我们连野菜都吃不上啊！”焦裕禄眼眶发红，他脱下外套，帮老大爷挑水、扫地。晚上，他住在村民家，听着窗外的风声，久久无法入睡。第二天，他带着大家种泡桐树。有人说：“泡桐长得慢，等它成材，我们早饿死了。”焦裕禄笑：“泡桐虽慢，但能挡风沙。我们这一代人吃不饱，但要让下一代人吃饱。”他亲自挖坑、浇水、施肥，手指磨出了血泡。1964年，焦裕禄因肝癌晚期去世，年仅42岁。他临终前说：“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如今，兰考的泡桐已长成参天大树，不仅挡住了风沙，还成了制作乐器的优质木材。每年春天，泡桐花开，整个县城都弥漫着淡淡的香气。村民们说：“这是焦书记在笑呢。”
历史是面镜子，照见现在与未来。从苏轼的庐山顿悟，到黄旭华的深潜壮举；从李时珍的尝百草，到焦裕禄的治沙情，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每一片落叶的脉络里，刻在每一块石碑的字迹中，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当我们以敬畏之心触摸历史，以从容之态面对当下，以奋进之志开创未来，我们便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不是被时代推着走，而是与时代共舞，愿在时光的褶皱里，我们每个人都能一路有心诗萦绕，一路用家国情怀抒写属于自己的时代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