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博超
随着春节的悄然落幕，一种疑惑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年味，为何越来越淡？
与好友攀谈中，他的话让我深以为然——“咱们这代人，离乡土越来越远了。亲情还在，但那种以家族为纽带的节日氛围，正被城市化和智能生活一点点冲淡。我们就像被遗落在码头的游客，看着节日的船渐行渐远，想追，却使不上劲。”面对这种现象，不禁让人叩问，年味，究竟何处寻？
往年的春节，尽管父母都会带着我返回都昌老家，可匆匆几天，都被繁琐的年俗挤占。父亲乐在其中，或许怕我帮倒忙，从不让我插手。也许是市区与县城距离遥远，我与难得见面的亲人，竟也说不出几句体己话，礼貌与客套成了交流的主旋律。仿佛，我是那个未曾登上年味之船的旁观者。这源于在他们眼中，我依旧是长不大的稚童，而我迫切想成为被认可的大人，这是善意的冲突，也是成长的必修课。
然而今年，我却有了全然不同的体验。随着伯父一家迁居乡下，很多过年的预备工作都是他们完成的。我们便多出大把时光，聚在祖父的老屋闲话。成年后，我与不常见面的亲人渐渐疏远，手机通讯录里虽存着号码，却鲜少拨通。今年借着这难得的闲坐时光，我们都熟悉了彼此。贴对联时，父亲会认真询问我，如何区分上下联；备年夜饭时，祖母终于肯让我去添了一把柴火；看电视时，侄子侄女也不会再叫错我的称呼。
这些认同，让我成了营造年味的参与者，而不再是享受年味的受益者。想起横渠先生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是读书人的至高理想。而于初为大人的我们而言，亦可化用为：为父母排忧，为家庭担责，为生活敢拼搏，为青春肯奋斗。如果不肯让初为大人的我们学着承担，往后的年味，又该向何处寻觅？犹记我在组织一次文艺活动时，不知如何为相互陌生的众人进行“破冰”，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告诉我，要让每一个人都在行动中熟悉彼此。我采取他的建议，那一场活动也获得了成功。可见让每一个人都为同一目标出一份力，是熟络彼此的捷径。其实亲人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当我们为着一个目标，各自出力，隔阂便在协作中消融。
年夜饭上，推杯换盏间，那层无形的隔阂被彻底消融。堂哥年长我一轮，他初饮酒时，我还喝着可乐，如今同杯共饮，我终于拉近了与他的距离。伯父常跟我们交代：“你们虽然见面少，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咱们始终是一家人。”作为独生子女的我，没有机会去感受那一奶同胞的情谊，但是当我与堂哥围坐炭火旁，烤着食材，把酒言欢时，我才真切读懂“兄弟”二字，那分量重重地落在了心上。他不再将我当成不谙世事的顽童，竟然放下兄长的身段，与我讨论着侄子侄女的教育问题。其实心与心的距离，只是一杯酒的深度而已。当炭火摇曳的光映照在他泛红的脸庞上，我才惊觉时光是有形状的。记忆中，他清瘦的面颊上总带着“少年当擎凌云志”的志得意满，如今成熟的脸庞只显露着“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怅然若失。过年的酒，是润滑剂，将过往种种壁垒打破；过年的酒，是黏合剂，将今后丝丝情感缝合。在春节时醉酒的人，是幸福的人。那夜，在酒场驰骋的父亲竟罕见地失了态，他闹着要将伯父背起，仿佛是在追忆幼时的伯父背他的光景。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原先力大无穷的父亲，如今背起醉酒的伯父也稍显吃力。伯父的身子在父亲弯曲的背上轻轻摇晃，像时钟摇摆的指针。我总以为时间十分慷慨，纵容我深夜放歌、白昼酣睡，却不承想，那看似潇洒的场面，不过是有人替我付清了账单。
所以，要认真对待春节，先要读懂时间。汪曾祺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在这段来之不易的时光里，请放下平日的匆忙和伪装，抓住这难得的相聚，去感受亲情，去读懂沧桑。当然，白驹过隙也会带来别样的风景。从前，随意跟好友开玩笑的一句：“有空来我家拜年。”如今成了年味的另一番写照。几位老友，只为兑现一句当年孩童信口的戏言，特意驱车赶来，出现在我故乡的门前。看着熟悉又略带陌生的面孔，仿佛一坛陈年女儿红启封，香气袅袅，沁人心脾。
饭后，我载着友人驶过蜿蜒山路，站在山顶俯瞰村庄与稻田，才明白故乡的颜色从不是单一的喜庆红。它有烟火、有成长、有牵挂、有岁月，层次丰富，色彩万千。
其实，年味从未远去。它不在繁复的仪式里，不在刻意的礼貌里，而在身份的认同里，在肩上的担当里，在懂得珍惜与感恩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