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其骅
转眼间又将到新春。每年除夕，家家户户都忙着张贴春联。无论是繁华的城市还是偏远的乡村，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会张贴鲜红的春联，给春节平添了一份祥和与喜庆，即使是边防的哨所，鲜红的春联也会将边防战士与十四亿人民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在家过年的父母，也会加倍思念远方的游子。
春节贴春联，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文化传统。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就已形成了过年悬挂桃符的习俗。人们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悬挂于左、右门，祈求驱鬼压邪，保佑一年平安。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人们开始把联语刻于桃木板上。宋代以后，民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王安石诗中“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家家户户悬挂春联的盛况。由于春联的出现和桃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又称春联为“桃符”。一直到明代，人们才开始用红纸代替桃木板，于是，便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春联。由于春联讲求对仗，故又称对联。
由于春联的喜庆祥和，人们筹办喜庆活动和楼台亭阁的兴建、改造也开始撰写、制作、悬挂对联，一些文人墨客在游历名楼、崇阁时也习惯即兴写作对联，悬挂于楹柱之上，大家称之为楹联。到了清代，楹联的创作已进入盛期。清康熙60寿辰和乾隆80寿辰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成为宫廷楹联创作的高潮。它们多数是“润色洪业，鼓吹升平”之作。这些对联要求严格，皆出自当时的“名笔硕彦”之手，而且又要大量制作，因此必然有利于楹联结构的规范化，从而逐渐成为一种文学现象。
楹联文学在清朝达到鼎盛。南怀瑾先生甚至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研究的赵雨先生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但凡名楼亭阁，都挂满了文人墨客所题的楹联，成为一道亮丽的新风景，出现了一批富有创意的楹联，有的楹联，字数达到数百，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分庭抗礼、争奇斗艳的独立文体。在清代，文人学士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成为一种时尚。
对联同时也走向民间，出现了许多对联形式，使对联文化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以对联形式讽刺封建时代的弊端和贪官污吏。
清末总督奕某贪污腐化、搜刮钱财无数，百姓恨之入骨，却又敢怒不敢言，有人就在夜间贴联于督署大门“人人恨入骨髓，事事得其皮毛”。奕某后又调任别省总督，贪腐变本加厉，于是又有人作联“早去一天天有眼，再留此地地无皮”。
清朝同治年间，四川某地有个欺上瞒下、横行霸道的县官柳儒卿，百姓愤怒地称他为“柳剥皮”。有人用他的名字作了一副“拆字联”送他：“人非正人，装作雷公模样，却少三分面目；惯开私卯，会打银子主意，绝无一点良心”。上联拆隐“儒”字，下联拆隐“卿”字，借对“儒卿”两字的偏旁部首、笔画逐一描写，贬斥柳儒卿的阴险歹毒，字字句句鞭辟入里。
还有一种对联，有人作出了上联，却无法对出下联，后人也无法对上，此称“绝对”。据传，四川成都望江楼有一“绝对”，称为“千古绝对”，上联为“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读者诸君，您能续上吗？
春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传承至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维系民族精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张贴春联时，我们应该重温春联的精神作用。今年是马年，“万马奔腾创盛世，马到成功迎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