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玉毅
二月二，龙抬头。街头巷尾的各个理发店，全都人满为患。那种感觉，仿佛全市有半数以上的人都跑去剪头发了。女儿语曦出生才124天，除满月时曾在月嫂的帮助下用推子象征性地推过一次，从未理过发。不知何故，许是因为平日里不常戴帽，她的头发总不见下垂，而是竖立于头顶，像是专门设计的鸡冠造型，妻子为此常感焦虑。再加上随着气温转暖，怕拥有一头浓密黑发的她睡觉时会热起疹子，我和妻子也不能免俗地赶去凑了个热闹，趁理发店人不多时带上“装备”抱着女儿兴冲冲地前往。
原以为她第一次正儿八经地理发定会闹腾，没承想竟乖得很。除了碎发落入脖颈时偶尔轻轻哭上几声，几乎没有什么躁动。想我小时候可不这样。通过长辈们的口述史，以及自己存留的稀薄记忆，大抵可以得出结论：我对理发这件事情是相当排斥的。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的“托尼老师”为了顺利给我剪完头发，可谓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小的时候，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都住在外婆家。外婆去厂里工作的时候，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去大桥墩的横河老街赶集的时候，去陆家山顶太太家走亲戚的时候，都会带上我。外婆忙的时候外公也会帮着照看。外公喜欢去看戏文，若外婆不得便，他会让我骑在他的肩上，驮着我同行。我小的时候胆子很小，每次“骑大马”都战战兢兢。外公察觉后，顾不得赶时间，改为牵着我的手慢慢走。有一回听邻居说龙南市场不到牛头山附近有嵊县的笃班唱戏文，外公又欲前往，外婆见我头发长了，叮嘱他看完戏回来，途经烛溪的一家理发店时，记得带我剪个头发。外公答应了，但进了理发店他一个头两个大，因为我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一改往日顺从的性格，又哭又闹，甚至竟还学脏话骂人。最后估计折腾累了，才如砧板上的鱼迷迷糊糊地被人刮了鳞片——完成了剪发大计，而且为了哄我听话，理发师不知唱了多少首歌。回去之后，外公向外婆还原“案发经过”，被外婆笑话了好久。
我所住的村子里只有一家理发店，开在一个叫茶亭跟的地方。茶亭跟位于三岔路口，一头通往航渡桥村，一头通往岙里（从逻辑上讲，用“里岙”更贴切），一头通往外岙、郑家，翻过姆岭后可直达余姚，边上不远处还有一条窄窄的小路，顺道向北而行，可去大埠头。可以说，它连接了童岙村的几个自然村，也连接了去往村外的路。多年以后，我尝试着寻找“茶亭跟”几个字的出处，怎奈无果而终，但想来，此处在某年某月应当曾建有茶亭，供人栖息，供人饮茶。
得地利之便，理发店的生意还算红火。自古以来，理发店都是人们茶余饭后交换信息的集散地，村里人闲来无事，都爱跑到理发店里，说一些八卦闲谈或者领一些小道消息回去，好说与家人朋友知道。
说来惭愧，理发店的理发师姓甚名谁我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只知道大家都管他叫“造壶栾”（音）。因农村里人人皆说方言，故而也不知对应的正确汉字如何写法。反正见大人们都这样叫，小孩子也跟着瞎喊。
“造壶栾”性子随和，脸上常挂笑容，不管谁来都和和气气的。难得的是，他还精通音律，会演奏多种乐器，称得上多才多艺。遇小孩不配合的，如我这般，便会使尽浑身解数，又是放歌，又是哼曲，又是讲笑话，把人哄得服服帖帖，剪完头，收钱时还会讲一句“老实兮哈”，然后笑眯眯地目送顾客离开。
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会把收音机音量调高，双脚一搭，躺在理发椅上闭目养神；或从哪个犄角旮旯里摸出两张报纸，悠闲地翻阅起来。兴致高时，他也会拿着琴、拿着箫，吹上一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理发店于我而言，是充满阴影又充满故事的神奇所在。它让我忍不住想逃离，但每次又不得不走进。
长大后，我对理发这件事情不再抗拒，当然也不再需要别人来哄。但我依然不大喜欢进理发店，因为剪头、洗头、再剪、再洗，一套流程走下来，往往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还需排队等候，耗费的时长就更长了。有这时间，我可以多打一个盹，多看好几页书。更让我不适应的是，坐下之后，理发师总是会问“你要剪什么样的发型”，而我对这一切并无讲究。所幸，后来有了快剪，十几分钟就可搞定，回答的问题也简化成了“长点还是短点”，更无选择店长剪、总监剪还是普通理发师剪的烦恼。
而在更早之前，理发的烟火味还要浓郁。汉语里有个词叫“剃头担子一头热”，讲述的故事便与理发有关。过去理发师没有专门的经营场所，多以挑担上门的方式做此营生。理发师也就是俗称的剃头匠们挑着扁担走街串巷，扁担的一头挂着板凳和装有剃头工具的工具箱，一头则挂着用来烧洗头水的炉子或火盆。“剃头担子一头热”即以此得名。
作为一种中国民间的古老职业，理发除了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另有一些独特“宣传”手段。据说，以前剃头匠们走街串巷时会使用一种名为“唤头”的物件。一边两根铁条烧结成锐角，一边用大铁钉顺着锐角的内角进行敲击，发出响亮的“嗡嗡声”，这声音可传很远，老百姓一听，便知道理发的来了，有需要的就纷纷等候于门前，待其经过时将其叫住。
不知道那“嗡嗡”声与现如今电推子的“嗡嗡”声有何异同，恍惚间，隔着时空，它们重叠在了一起，让“理发”二字变得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