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鹿洞书院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品牌的思想内涵与精神特质

　　汪宇翔 周升力

　　探析庐山白鹿洞书院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质，是激活其作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挖掘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知名品牌价值的重要的方式和有效途径。

　　位于庐山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已有1000多年历史。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开国皇帝李知诰在庐山白鹿洞“建学置田”，号“庐山国学”，使之成为与金陵国子监齐名的官办高等学府，此为白鹿洞书院办学之始，之后有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名儒大师在此讲学。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主持重修白鹿洞书院，开坛讲学；他为白鹿洞书院所写的一院之“揭示”，为古代书院共遵之学规，并传到东亚的朝鲜和日本，在海外产生一定影响，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评价其“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朱熹集孔孟以来儒学之大成，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高峰的宋明理学和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重要代表；他在庐山白鹿洞书院主持办学和讲学，无疑极大地提高了白鹿洞书院在中华文化教育领域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使白鹿洞书院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成为古代书院教育的典范；同时也是理学这一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新儒学的最重要的研究讲学基地，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教育重要摇篮和发祥地。

　　1988年，白鹿洞书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包括白鹿洞书院在内的庐山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白鹿洞书院作为庐山人文重要的构成要素和因素，不仅仅只是文物古迹，它更应该是知名的中华（传统）文化品牌。这一品牌的思想内涵与精神特质，可从其人文环境和历史事件中探析。具体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庐山的多样性的生态人文景观底色。庐山是世界文化景观，中华文化儒释道历史遗迹融汇在清幽秀丽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而庐山牯岭近现代西方别墅群建筑出现及其主人的生活留痕，其异国风格尽管在中国的土地上显得十分另类，但它们却被有着悠久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庐山所接受和包容，并与庐山的环境和谐地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在其《庐山游记》中提出了庐山的三处历史遗迹代表中国的三大趋势的著名论断：东林寺代表了中国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书院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不过对于最后这个判断，今天我们更应该有理由更有自信地说：庐山牯岭是新时代一个具有包容性并呈现多样性的生态人文景观地标。

　　二是书院开放包容、自由讲学的文化氛围。书院会讲制度为不同学派提供交流的平台，学术大师可自主到各书院讲学。如心学宗师陆九渊应理学家朱熹之邀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朱熹、陆九渊在鹅湖书院“鹅湖之会”等。古代书院对待不同学术流派没有门户之见，而是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争论辩难中将学术发展推向新的高度。一些书院因此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大本营。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等学派的发展，都离不开书院制度的创新学风和宽松环境。

　　三是白鹿洞书院传道济世、包融发展的精神气质。白鹿洞书院的精神气质为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传道的历代先贤和文化巨挚所熏陶所孕育，特别是受朱熹的思想风格的影响。传道济世，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是书院教育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在朱熹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唐代古文运动发起者韩愈认为，“先王之教”从尧舜以来一直传到孔孟，孟子是道统的最后一人，“故欲求圣人之道，必从孟子始。”程颐在《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程颐的意思是说，孟子以后，儒家的道统就失传了。南宋朱熹认为儒家的道统是周敦颐和程氏兄弟（程颐程颢）上接孟子的，而朱熹又继承了周敦颐和程氏兄弟的儒家道统。朱熹提高《孟子》的地位，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并列为四部经书，倾毕生精力研读注释，编写《四书集注》，使之成为宋元及明清开科取士的标准典籍，培养了一代代士子仁义品格和修齐治平的家国济世情怀，从而发展完善并最终完成儒家道统的传承。朱熹理学批判汲取道家之“道”本体思想和佛教华严宗理事说的有益思维成果，提炼出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理。理是宇宙的本体，是儒家伦理的来源和依据。理的概念的出现，表现儒佛道在本体论方面已融为一体。朱熹理学是吸收融合释道两家有益思想元素、对儒家道统的创新性的继承和发展，并以此构建了新儒学。

　　白鹿洞书院作为中华历史文化知名品牌，其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可提炼概括为：传道济世、包融发展。中华五千年文明，不正是因为有无数仁人志士传道济世的情怀、中华文化包融创新的伟力，而得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成为世界现代文明中一道亮丽独具魅力的风景吗。

　　（作者单位：九江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