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谌 文
现在过节，心里绝对没有小时候那种向往强烈。如果不是妻子摘粽叶裹粽子，我还不知道日子这么快就到了端午节边上。对妻子的忙碌，我不冷不热地说道：“莫裹那么多呀，儿子和女都不回来。”妻子头也不回地甩出一句话来：“他们不回来，我两个老的不要恰啰？”
这时，一片乌云压了过来，遮住了仲夏火热的太阳。天要下雨了。这是家乡典型的梅雨天气——变“脸”快。忽晴忽雨，忽热忽凉。
记得小时候的端午节不是这个样子的，晴天，灿烂着嘞。
节前，裁缝师傅最忙。进了东家到西家，挨家挨户给大人小孩做热天穿的衣裳。我们小孩子当然高兴，巴不得裁缝师傅出门的第二天就是端午节，穿新衣。虽然都是些棉布粗纱，比不得现在的冰丝面料，可是崭新的呀，够我们神气一阵子。
端午节头一天，村子里总有那么一两户人家乘机杀猪。因为穷，大人们把平时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钱，都用在逢年过节上。过节家里有亲戚来，得称上一两斤猪肉做做碗，配上菜园子里刚上市的新鲜蔬菜，黄瓜、茄子、豆角、辣椒什么的，节日的生活算是很丰盛了。
端午节是一年中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生产队上也很重视，会放一天假，社员们好带伢走走亲戚串串门，显得挺有人情味的。相互之间也增添了情感，那种节日的气氛我至今还清楚记得。
其实，初四傍晚收工回来，父母就开始忙碌。先是母亲把父亲剁回来的猪肉，割些瘦肉下来，切成薄片，用薯粉和鸡蛋参汤。我们小孩子就一直守在灶台边，眼睛盯着锅里。看到儿女的馋相，母亲心痛地说：“还是过年吃的猪肉，我儿熬了。”接着叹了一口气说，“不知几时有钱，能让我儿吃个饱？”
待肉片汤煮熟了，母亲先是盛了一碗硬货给父亲，见我们盯着不放，边说：“你爹是家里顶梁柱，里里外外得靠他。”然后从锅里捞些碎肉片，均匀地分到我们的碗里。轮到母亲，锅里便只剩下一口汤水。我大些，稍懂事，便要将碗里的肉片分些给母亲。母亲按住我的手说：“我儿吃，吃饱了好长身体。”
苦涩的岁月，日子里依然充满了母亲的疼爱，父亲的呵护，幼稚的我们就这样在父母的疼爱中幸福地成长。多年后的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母亲在煤油灯下裹粽子的身影。
母亲体格大，但在生产队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压迫下，在缺衣少食的日子里，母亲的身体还是显得瘦弱单调，性格依然那么倔强。
洗完夜饭碗，母亲便在雪水（雪水腌咸蛋更好）罈子里捞出咸鸭蛋咸鸡蛋放在锅里，水缸里舀些水添上，吩咐我父亲煮。自己则专心裹粽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城乡都很贫穷。我的父母就是在这种贫困中一年一年地变老，而我们小孩的则在父母全力呵护下茁壮成长。
夜有些深，也有些暗。外面除了偶尔有一两只萤火虫在飞蹿，便只有厨房里煤油灯下默默裹粽子的母亲。没有蚊香，没有风扇空调，有一条父亲用手扎的长长熏蚊子的蒿把，蒿香的烟从母亲脚边缓缓升起，缭绕的烟雾，缠绕着我的母亲。把母亲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无声付出的心和情，悄悄地送进我们的梦中。
我的父亲是独生子，没有姐妹，我外婆家又远，所以，过端午这天家里是没有亲戚来往的（从小缺少姑姑的爱，感觉孤单的我，心中有说不出的痛），父亲也没有地方带我串门，我们兄妹便在家自娱自乐。
虽然没有亲戚走动，但新衣服还得照穿，粽子还是照吃。左手一只咸鸡蛋，右手一只咸鸭蛋，照样在大门口（祠堂门口）跟小伙伴一起蹦蹦跳跳，开心作乐。
当然，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不一会我就从大门口回来了。母亲见我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便轻声地问我：“谁欺负你了？”我摇了摇头，眼睛看着和我一起回来的小伙伴胸前，母亲恍然大悟，说道：“我去叫隔壁牛姑（她的辈分大，全村庄的人都喊她姑姑）帮我儿织一个网袋挂在胸前。”
红红的毛线网，装上碧绿绿的鸭蛋，特别亮眼。我激动得用手扶住胸前的鸭蛋网，扯起脚就向大门口冲去。
正往家门上插艾挂菖蒲的父亲，见我一副莽撞的样子，急得大声喊道：“慢些，莫摔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