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秀梅 王薇 刘辉
如果没有回到腰站子村，韩乐此刻或许还在写字楼里改方案；陶祥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握着遥控器在麦田里作业；牛晓峰也未必能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长为村委会主任……不止是他们，2018年至今，已有28名返乡大学生回到腰站子村，投身加工、文旅、电商、村级治理等一线，成为乡村产业链上的生力军。
“亿元村”的光环下，追问仍在继续：年轻人，究竟是这片土地下一季真正的主人，还是产业热潮中短暂停留的风景？
归去来兮，麦田里的新农人
“80后”村民高琦，是丰裕合作社负责小麦种植管理的“大片长”。指着眼前绵延到天山脚下的麦田，他说：“这上万亩地，都是我管的。”
这些年，高琦的身份经历了四重转变：村民、合作社股东、“片长”“大片长”。他带着18个“小片长”管理2.8万亩农田——播种有北斗导航，打药有无人机，灌溉是水肥一体化。遇到问题，他不再凭老经验，而是线上线下找专家。
76岁的高生海，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种地的光景：肩挑人挖，牛犁人扶，样样靠人力。2001年，儿子高琦技校毕业，接手家中近200亩小麦、玉米地。那时候收玉米、晒玉米全凭人工，辛苦忙碌一整年，全家收入也就三四万元。如今，高琦作为“大片长”，管理绩效奖励一年有20万元，全家年收入超过30万元。
一块土地，两代农民，已是云泥之别。
2018年，已从新疆大学毕业三年的韩乐，在乌鲁木齐一家大型企业就职。回乡探亲时，他偶遇唐培科。“你是村里的娃娃，现在村里缺人手，回来吧。”唐培科向他发出邀约。抬眼望去，眼前的村庄早已褪去记忆中的模样：白墙灰瓦的农家小院整齐排布，门前花木繁盛，不少农户家门口停放着轿车。探亲结束回到乌鲁木齐后，韩乐下定决心返乡，很快办完离职手续。“这里有我的根，更有我施展才能的舞台。”
回村第二年，村里启动小麦博物馆、麦宝乐园等文旅项目。韩乐从餐饮部经理干起，逐步成长为新疆丰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微信名叫“腰站子推荐官韩乐”，接待游客时，他能从村口老榆树讲到天山脚下的万亩麦田。
更早回到这片麦田的牛晓峰，走得更远。2018年从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回村，他从村委会工作干起，先后参与小麦博物馆、麦宝乐园等项目建设，如今，他已当选村委会主任。
同样回村的陶祥，在村里操控无人机巡田作业，播种、打药，一部遥控器管住上千亩地。
蓬勃发展的产业，还吸引着更多的外乡年轻人奔赴而来。来自甘肃陇南的“90后”姑娘成红玉，2022年嫁到腰站子村，成为一名电商运营主播，她在直播间用面粉“吹气球”，将直播镜头搬进麦田和生产车间，2025年直播销售额达670万元；25岁的塔城姑娘阿依玛拉·叶尔肯别克，在腰站子小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也在这里收获了美好爱情；“95后”姑娘陆雪从乌鲁木齐而来，担任小麦博物馆馆长。
从博物馆到村委会，从直播间到麦田，年轻人带回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可能：农村，也可以是干事业、过日子的地方。
乡村的活力，也吸引了一众专业能人。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人孙林杰，今年被推选为腰站子村党总支委员；奇台本地人黄飞深耕文旅行业多年，2023年出任新疆丰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来自河南的技术人员王生俊，2021年入职腰站子村面粉厂担任技术员，次年升任面粉厂厂长。
腰站子村推行外来人才与本地人才结对帮带机制，开展常态化技能培训，目前已培养7名村级后备干部；产业链上的本土管理、技术人员占产业链从业人员的25%。
一条路，正在变成更多村庄的路
这些年，丰裕合作社种植规模持续扩张，经营性耕地面积稳定在16万亩。除本村3.5万亩外，其余土地均从外村流转而来，范围延伸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参与流转的农户也以土地入股，可获得保底流转费与年底分红。今年，丰裕合作社种植小麦7万亩，玉米及其他作物9万亩。
半截沟镇党委书记甘世全介绍，在腰站子村示范带动下，江布拉克村、石河子村等村纷纷探索土地入股、产业联合的发展路子。“腰站子村探出来的路，正在变成更多村庄脚下的路。”他坦言，全镇各村水土、耕地条件大体相近，多数村庄却没能形成同等体量的产业和共同富裕格局。各村差距不在于可复制的制度与模式，而在于领头人能力和村级治理水平。合作社运行模式、三产融合发展路径皆可借鉴，但数十年扎根乡土、久久为功的治理担当，才是难以复制的关键。
甘世全给记者算了一笔种粮账：补贴有限，收益空间就这么大，只能在降低生产成本、用好用足各项惠农补贴上下功夫。他说，另一条路就是学腰站子村做粮食精深加工，或者依托江布拉克旅游景区流量发展农文旅融合，“让纯种地的农民多一份收入。”
这引出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能人”难以复制，那些没有“唐培科”的产粮村，出路在哪里？
在半截沟镇，大庄子村村集体统一经营1400亩土地，经集体经济组织民主决策，经营收益主要用于村民养老保险补助和大病救助；老葛根村、川坝村也纷纷开展相关探索，力度虽不及腰站子村，但发展方向高度一致：由村集体整合分散资源，将经营收益回馈村民。
这说明，腰站子村的经验可以拆解借鉴，不必整套照搬——可以没有成熟完备的全产业链，但不能缺少组织动员农民的制度；可以没有高附加值的品牌溢价，但不能缺失保障村民共享收益的分配机制。
唐培科先后赴和田、阿克苏等地传授经验。阿克苏市阿依库勒镇萨依买里村村委会主任艾山江·阿布拉多次到腰站子村观摩学习，他牵头创办的鑫禾农业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获评阿克苏市示范合作社。腰站子村还向青河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输出了技术骨干，带动当地推广绿色小麦种植。
一条路能走多远、走多久，最终要看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有没有真正得到实惠。
丰收，落到人身上
202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456元。同年，腰站子村人均纯收入达3.35万元（统计口径略有不同）。
十几年来，腰站子村的分红账簿越记越厚。目前，丰裕合作社累计为村民发放红利5000余万元。村民的收入也由原先单一的种植收入转为“土地承包费+土地收益二次分配+劳务收入”。分红之外，村集体每年还留存部分收益，用于公共设施维护、养老福利等。村委会及各企业为本村及周边村民提供长期固定岗位350个。
这些年，村里累计投入3.6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戈壁滩上的村庄绿化率达到44%。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乡亲？
记者蹲点期间，在村文化大院时常能见到，李造林老人和老姐妹们一起打扑克。“刚嫁到这个村子时，这里还是一片戈壁。住房土台子，耕地碱包子，道路泥槽子，集体是烂摊子，社员都是穷汉子。谁能想到，能变成现在的样子。”今年89岁的李造林每月400元养老金按时到账，村里还为她发放每月120元高龄补贴，逛村内集市成了她日常的小欢喜：“儿子儿媳也很孝顺，日子过得踏实又自在。”
二十年来，腰站子村每年从集体收益中划拨慰问金，发放给困难群众、高龄老人等群体，累计90多万元，从未间断。2021年起，村里制定了社会激励及福利制度，为高龄老人、患重大疾病群众、优秀大学生、金婚夫妇等群体发放补助和奖励，累计140万元。
“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希望种粮既能成为一件赚钱的事，也是一件光荣的事。”甘世全说。腰站子村用了近四十年时间，让这两件事同时发生了。但在腰站子村之外的部分村庄，种粮的收益空间仍然一眼望得到头。
腰站子模式是一个答案，但不是一个可以无限复制的答案。它的真正价值或许在于：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种粮有利可图”是可以做到的。而“一定的条件”具体是什么、能不能被更多地方创造出来，才是这个样本留给时代的真正考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粮食安全，不仅关乎仓廪储备与耕地产量，更关乎一个朴素的问题：还有多少人愿意种粮？腰站子村近四十年的探索，就是一部“兴村”与“兴粮”同频共振的历史。它用田野实践，为这道时代考题写下了自己的答案。
这个答案，最终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唐培科感慨，如何持续吸引年轻人扎根田野，是村庄长远发展必须作答的现实课题。
村口，两束金色麦穗雕塑守望着沃野，石碑上刻着“四十里驿站”。腰站子村旧称“四十里腰站子”，清乾隆年间曾是古官道上的驿站。从奇台县城到此恰好四十里，再行四十里可达老奇台镇，南来北往的驼队、行人习惯在此“打腰站”——歇歇脚、吃口饭，村名便由此得来。
从商旅往来的古道驿站，到大国粮仓版图上的边疆村庄，这片土地完成了时代蝶变。腰站子村的奋斗史，也是中国乡村在现代化浪潮中探寻发展道路的缩影。
风起了。这一季麦子收割完了，又该播种了。
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答案
□陈秀梅
蹲点腰站子村的最后一天，我站在田埂上，望着绵延到天山脚下的万亩麦田。眼前翻涌的不是麦浪，而是时间的河流——近四十年光阴，在这片土地上沉淀出了清晰的形状。
来之前，我带着许多问题：一个曾经地处半戈壁地带的边疆麦村，凭什么成为“亿元村”？农民交出土地，真的受益了吗？产业做大了，年轻人会回来吗？
腰站子村给了我答案。但触动我的，不是5.6亿元总产值、3.35万元人均收入这些数字，而是一些更细微的东西：王金堂掰着指头算收入时的获得感；高琦说出“这上万亩地都是我管的”时的底气；韩乐把微信名改成“腰站子推荐官”时透出的自豪；89岁老人李造林脸上的安稳。
这些瞬间让我明白，腰站子村的故事不只是关于“致富”，更是关于“尊严”——一群农民在现代化浪潮中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站在田埂上，我想起费孝通《乡土中国》里的话：“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腰站子村的故事，让我对“粘着”有了新的理解。
这里的农民确实曾经被土地牢牢粘住。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当年的艰辛：“牛犁地，马打场；镰刀割，大风扬；一茬庄稼四季忙，农民半年没吃粮。”但后来他们发现，把土地流转出去，不是把根拔了，而是换了一种“粘”法：人不必困于土地，收益却年年从地里长出来。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里反复强调，防止外来资本掠夺乡村资源的关键，在于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力量。腰站子村做的，正是这件事——不是资本下乡把农民挤走，而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把地种得比一家一户时更好。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但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这种“不一样”，不是一天发生的。
1987年秋天，160多名村民扛着铁锹、抬着水泥板走进河坝。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为一个“亿元村”奠基。
2009年那个早春的寒夜，几位老党员站起身说：“我们拿自家承包地担保。”他们不知道，这句话会成为村庄命运的分水岭。
2019年，腰站子村获得四方有机认证，这个村庄完成了从“吃饱饭”到“种好粮”的精神成人礼。
2025年，腰站子景区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完成从“卖产品”到“卖风景”的又一次跃升。
这些瞬间，像麦子拔节的声响，细微而坚定。这一切的起点，是一群不肯认命的村民，把命运捆在了一起。
回望这一路变迁，脚下这片麦田，长出了关于人与土地的答案。
土地的收益有了保障，乡土方能长久留住人。
让远行的人循着麦香归来。韩乐、陶祥、牛晓峰等28名大学生返乡，不是走投无路的“退路”，而是主动奔赴的“前路”。当乡村催生出无人机飞手、运营主播、文旅经理这类岗位时，年轻人自然就会归来，把现代化的理念和工具带回乡土，扎根田野。
“麦田三问”问的是腰站子村，照见的却是千千万万个产粮村庄。带头人固然重要，但更为根本的，是一套凝聚群众、共享收益的制度。唐培科总会老去，制度立住了，麦田就有人守护。
可制度不会自己长出来。腰站子的制度，是唐培科带着村民，在信任与监督的基础上一点点搭起来的。很多产粮村虽没有这样的领路人，但它们缺的，未必是另一个唐培科，而是让制度落地生根的条件。稳定的收益保障，正是这些条件里最核心的一环。
不必原样复制腰站子，重点是为每一亩麦田筑牢收益保障——为种粮收益托底，为乡村发展赋能，为种粮人兜住奔头。
丰收看得见，困境也应当被看见。只有正视那些仍待作答的考题，这片麦田的故事，才更有样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