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筱庆
“叮叮叮……”一阵闹铃声尖锐地响起，我睁眼一看，才五点。想着今天绝不能再被雇主赶回来，麻利地收拾妥当，换上一身旧衣服，戴好口罩和帽子，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只想藏住学生的青涩，别被人一眼看穿。
五点半，我和好友约在昌吉市的劳务市场碰面。天边刚泛起淡淡的鱼肚白，市场里早已人声鼎沸，灯火通明。街边早餐摊的叫卖声、雇主招工的吆喝声，混着务工人群的嘈杂，扑面而来。
人们三五成群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活计好做、什么工钱给得高。有人说，眼下正是芒种，夏收夏种最是忙，地里的农活紧，工钱也比平日里高些。在场的人大多四十岁至六十岁，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让他们看着比实际年纪苍老许多。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迷彩服，拎着硕大的塑料水壶，背着磨得起了毛边的旧背包，包里装着干粮和干活的物件，有人手里还攥着一把铁锹。男人们都戴着旧帽子，女人们则用一块旧布巾严严实实地裹住头，挡住烈日与尘土。
高考结束，我想趁着假期挣点钱，可四处碰壁，哪里都不肯收我这个没经验的学生。思来想去，我把主意打到了劳务市场，想着不过是出力气的活，我总该扛得下来。谁知道第一天就出师不利，去树苗地拔草，雇主看我手脚稚嫩，一眼认出是学生，当场就把我赶了回来。
正想着，又有招工的车开了过来。一辆破旧的白色面包车停在我们面前，副驾驶座上探出一个黑瘦的中年男人，扯着嗓子喊：“要七个人，打甜瓜茬子，会干的赶紧来！”
话音未落，人群“嗖”地一下就涌了上去。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挤在了后面，好友死死拉着我往前冲，连推带挤，总算把我拽上了车。面包车一路开到田间地头。此时日头已经爬得老高，明晃晃地炙烤着整片瓜地，热风卷着泥土的腥气扑面而来。我们分好了活计，从没干过农活的我，只能偷偷盯着身旁一位大娘学，她已经开始干了。
大娘头上裹着一块磨得边角发软的蓝布头巾，露出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唯有一双眼睛，依旧清亮，透着庄稼人独有的沉稳与韧劲。她半蹲在瓜垄间，脊背微微弓着，手里握着一把磨得锃亮的小锄头，每一次起落都干脆利落，没有半分多余的动作。她一手按住缠在一起的枯瓜蔓，一手握着锄头，轻轻往土里一探，再微微一撬，深埋在土里的甜瓜老根便连着碎土一起被翻了出来。带着潮气的泥土簌簌落在她的手背、袖口，她全然不在意，指尖粗糙厚实，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指节粗大。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握笔写字起个茧都嫌疼。
我和好友有样学样，可终究生疏笨拙。没过多久雇主就发现了，说我手脚不利索，当即叫停。好友比我能吃苦，力气也大，总算留了下来。我好说歹说，雇主终究不肯松口，只答应稍后用自己的车送我回去。我心里一阵发慌，生怕耽误了人家干活，拿不到工钱，反倒还要赔上路费。好在雇主是个厚道人，并没有为难我。
送我回去的就是刚才在车里招工的那个男人，个子不高，又黑又瘦，脊背微微佝偻着。手上全是常年干活磨出的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脸瘦得只剩一层皮裹着骨头。他问我多大年纪，我说刚高考完。
他叹了口气，说他也有个和我一般大的儿子。“你们这个年纪，就该好好读书，地里的苦，你们吃不了。我们当父母的，拼了命把孩子供出去，就是不想让下一代再吃我们吃过的苦。。”
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阳光透过参差的树梢，斑驳地洒在黄土路上，形成明暗交错的光影。他笑的时候我总觉得光影在他脸上转啊转，再转到我的心上。
我忽然就想起了我的爸爸。那时候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不管刮风下雨、天阴天晴，他总会骑上那辆漆皮剥落、破旧不堪的自行车，稳稳地驮着我和弟弟去上学。年少不懂事的我，总觉得那辆旧自行车不够体面，甚至满心嫌弃、觉得丢人，每次坐上去都恨不得把脸埋起来，生怕被同学看见。可我总忘了，一路坐在后座上，我抬眼就能看见父亲微微前倾的后背，那时候的我，总觉得他的背怎么那么宽厚、那么挺拔，像一堵永远不会塌的墙，替我们挡住了迎面的寒风，挡住了倾盆的冷雨，挡住了所有生活的艰难与窘迫，把安稳与温暖，全都留给了后座上的我们。
他没有再说话，我也沉默着。车子颠簸在乡间土路上，阳光从车窗斜进来，照在他握着方向盘的、满是裂口的手上。到了地方，我下车，他摇下车窗，对我说：“回去吧，好好念书。”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破旧的面包车拐过路口，尾灯闪了两下，然后消失在扬起的尘土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父亲和这些庄稼人一样，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从不跟我们说。他们只是开着车，一程一程地，把我们送到更远的地方去。
芒种时节，麦黄梅熟，万物生长。大片的麦田在风里起伏，那些藏在泥土里的苦与累、盼与爱，不声不响，却把大地压得沉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