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逢春，是一名人民教师。自1982年初登讲台，我在教育这片希望的园地里默默耕耘了三十二个春秋。岁月如粉笔灰般静静飘落，染白了我的双鬓，却从未褪去我对讲台的眷恋、对孩子们始终如一的深情。
我生于1959年，那是一个朴素而充满理想的年代。1977年，我正式踏上工作岗位，但心中始终萦绕着对教育的向往。1982年2月，我怀揣着忐忑与憧憬，走进奇台县第三小学的校园，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初为人师，我才深深体会到“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含义。预设的教案在真实的课堂面前，常常显得单薄而无力。孩子们清澈眼眸中闪烁的疑问，让我既感动又惶恐。我深知，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甚至是一汪活泉。于是，课余时间我总站在教室窗外，聆听老教师们如何循循善诱，如何化繁为简。下班后的校园渐渐寂静，而我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很晚——反复修改教案，琢磨教法，将每一个知识点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晰。
求索之路，永不止息
1987年，我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得知奇台师范开设进修班的消息，我心中那簇渴望学习的火苗再次燃起。那时，我白天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晚上回家还需照顾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女儿。在许多人看来，选择进修几乎是“自讨苦吃”。然而，对教育知识的渴望，我开始了白天工作、晚上夜读的生活。无数个深夜，当家人早已入睡，我便在台灯下与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为伴。困了，喝杯茶，用湿毛巾擦擦脸；累了，就想想课堂上孩子们期待的眼神。
1987年至1989年这两年，是汗水与泪水交织的两年，也是我教育生命蜕变的两年。我咬牙坚持，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学成归来，学校放心地将教改实验班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深知这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如饥似渴地钻研新教材，学习先进教学理念，尝试将启发式教学、快乐教学引入课堂。我告诉自己，教育绝不能是机械的灌输，而应是智慧的点燃。
育人育心，静待花开
在我的教育信念里，传授知识固然重要，但点燃思维的火花、塑造健全的人格更为根本。课堂上，我鼓励孩子们大胆提问，一道数学题，我们常常一起探讨多种解法。渐渐地，课堂变成了思维的乐园，孩子们的眼神从被动接收变得主动探索。
我对孩子们的关爱，并不仅限于课堂之内。1996年，我调入昌吉州实验小学任教，并长期担任少先队中队辅导员。我努力让自己成为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关注他们细小的情绪变化，解答他们成长中的困惑。无论是哪个班的孩子需要临时照看，还是年级里有活动需要协调，只要需要，我都会自然而然地补位。在我心里，年级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生活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
然而，命运并非总是晴空万里。1999年底，我的丈夫因国企改制不幸下岗，家庭的经济支柱忽然倾斜；雪上加霜的是，我们14岁的女儿在同一时期被确诊为1型糖尿病，这意味着她需要终身进行胰岛素治疗。
那段日子，天空都是灰暗的。经济的压力与对孩子病情的焦虑，像两座大山压在肩头。学校领导和同事们得知情况后，悄悄发起捐款，一些家长也真诚地表示要提供帮助。对此，我心存无限感激，但一一婉拒了。我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家人有勇气、也有能力共同渡过难关。
尽管心中藏着巨大的忧虑，但我从未因此耽误过一节课，从未在任何一个学生面前流露出疲惫与悲伤。课堂，孩子们的笑容，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女儿也非常懂事，她以超乎年龄的坚强配合治疗，刻苦学习。最终，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昌吉州第一中学，并顺利升入大学。在大学里，她不仅学业优秀，担任学生干部，获得奖学金，更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的坚强与出色，是对我这个母亲最好的慰藉。
荣光与回首，皆为本分
在三十二年的教育长跑中，我也收获了一些来自外界的肯定：1994年，获得昌吉州小学数学课堂教学基本功大赛三等奖；2009年8月，撰写的德育论文《滴水穿石透德育》荣获“全国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被评为自治区先进工作者。此外，还有诸多校级、县级的荣誉。这些奖状与证书，我珍藏着，它们见证了我成长的足迹，也时时提醒我谦逊前行。但我始终认为，最高的奖赏在黑板上，在作业本里，在孩子们多年后的一声“老师好”里，在家长们那份无言的托付中。
回首三十二年，我从一个对教学懵懂无知的“门外汉”，一步步成长为受学生喜爱、让家长信任、获同行尊重的高级教师；我也从一个面对孩子疾病一度彷徨无助的母亲，蜕变为用双肩扛起生活重担、并以身作则引导女儿走向坚强的榜样。支撑我一路走来的，是对教育事业深入骨髓的挚爱，是“面对困难，不言放弃”的人生信条。我所做的一切，无关伟大，只是一位平凡教师、一位普通母亲应尽的本分。
如今，我已离开朝夕相处的讲台，但我的心从未离开。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守望，我愿始终做这片园地里一名平凡的园丁，以岁月为锄，以心血浇灌，用爱守候。如果人生重来，我依然会选择，在春天相逢的教室里，为每一双渴望的眼睛，点亮一盏不灭的灯。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平凡教师的三十二年。
□李逢春/口述 本报实习记者/保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