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胡涛
北庭故城遗址的调查工作可追溯至清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北庭故城遗址除外城东南角处局部城壕未做勘探外，内、外城遗址都已经勘探摸底，基本明确了外城范围内北庭故城的整体格局和遗迹分布情况。自2011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队陆续对佛寺佛塔址、外城南门、内城西门、内城北门、外城北门、8号建筑址、悲田寺区域的10号、11号和13号遗址、1号建筑址和2号建筑址开展了发掘工作，累计完成考古发掘面积2.1万平方米。
第一阶段：发现北庭
1771年，纪晓岚在吉木萨尔发现一座规模很大的古城遗址。初步确认这座城址为唐代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
1812年，徐松经过详细调查与考证，发现了金满县残碑，确认破城子即北庭大都护府遗址。
1908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成员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对北庭故城进行测绘、挖掘、获取文物测绘了北庭故城最原始的草图。
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斯坦因也率队盗挖过北庭故城，摄影记录并测定方位，绘制了北庭故城遗址平面图，确定了城中重要的地点，发现城址西侧有一座大丘（西大寺）。
第二阶段：探索北庭
1928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队员袁复礼来到北庭开展考察，期间绘制了准确的1:10000《北庭故城遗址测绘图》。
1978—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佛寺遗址进行发掘。探明佛寺“殿塔结合，佛龛环绕”的建筑格局，出土大量精美壁画和雕塑。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故城城址进行调查。大致探明城址的内外城格局、城门、马面、敌台等，以及城址内十二处重要建筑遗址点，并采集了大量陶器、建筑材料、钱币等遗物。
1980—2009年，吉木萨尔县文物局局部调查和遗存资料整理工作。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北庭故城遗址周边进行调查和局部勘探，发现墓葬区、窑址等文化遗存分布区。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结合多幅各时期的航空影像和考古调查成果研究城址格局，发掘城址南部的佛塔建筑遗址。取得城址基本格局的初步研究成果。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重点勘探了东西向道路遗迹、内城北部、城址东边界等区域，发掘5号佛塔遗址，布探方9个，总面积900平方米。基本明确5号佛塔建筑形制，推测其具体年代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其中6号为高台佛殿，5号为方形基座的八角八面塔，基本揭示了佛殿的形制布局、建造技术和过程、周围存在的遗迹等，出土有黄绿釉彩龙身建筑构件、塑像残块、瓷片等。
第三阶段：世遗北庭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发掘南城门遗址与关联外城城墙遗址，证明现有故城外城南墙主体为唐代所建，高昌回鹘时期至元代一直在延续使用，出土遗物如唐开元通宝等。
2018—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发掘内城西门、内城北门、外城北门、外城南门四座城门；初步勘探解剖城市的道路、水系；发掘和勘探6号佛殿遗址；重点发掘了城内8号大型建筑遗址、内城西门门洞南侧的院落遗址和子城西南部的10、11、13号遗址。基本明确了各座城门的形制布局和建设、使用情况；基本揭示了佛殿的形制布局、建造使用的技术和过程、周围存在的遗迹等。11号遗址出土了“悲田寺”残陶片，为进一步明确北庭故城遗址功能布局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2012—2014年、2023年，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分四期开展了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揭示北庭故城的整体格局，重点查明北城门、羊马城、宫城区、城址中部东西向道路、东河坝以东区域、外城西门及道路、西大寺周边遗存、外城南门及道路、外城东南部城垣夯土、内外城北部壕沟及道路等遗迹的分布，基本明确了外城范围内北庭故城的整体格局和遗迹分布情况。东河坝以东区域的调查和试探发现有类似北庭故城夯土形状、壕沟走向的遗迹。2023勘探，共发现各类遗迹1410处，包括夯土、道路、壕沟、窑、井、活土坑、地窖式坑、墓葬、砖石区等九类。
2023—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发掘完成1号建筑址，启动2号建筑址的发掘工作。基本明确了1号建筑址的遗迹分布范围和整体格局，推测其为高昌回鹘时期的军事建筑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