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治理是组织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提升整体承压应变能力的实践过程，组织韧性在其中发挥着串联各类主体、衔接各种韧性的桥梁纽带功能，是将分散主体的“基础势能”转化为基层治理“实际效能”的关键环节。增强组织韧性，必须打破条块分割、凝聚多元合力，构建“常态共建、急时联动”的高效组织体系，从而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实组织支撑。
增强组织韧性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联动与治理资源的高效整合。在各类不确定性交织叠加、风险社会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基层治理能否顶得住压力、扛得过冲击，关键不仅在于多元主体韧性潜能的激活，更在于组织体系的高效聚合、协同发力。
组织韧性是韧性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韧性治理体系是以主体韧性为主轴，沿着硬件、软件两个方向构建形成的组织管理体系。组织韧性是推动各类主体更加积极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不断提升社会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的过程，同时也为空间韧性、技术韧性等要素的落地见效提供管理保障。高效的组织韧性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协同聚合性，能够打破党委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间的壁垒，形成“一核引领、多元参与”的治理共同体，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二是动态适应性，既能在常态治理中优化资源配置，又能在应急场景下快速调整组织形态，实现“平急转换”顺畅衔接；三是长效可持续性，通过制度设计与能力建设，确保组织功能稳定运转，推动治理合力持续凝聚。
组织韧性的核心价值在汇聚基层治理合力。对党委政府而言，是提升统筹调度、精准施策的组织能力；对基层自治组织而言，是强化规范运行、协同协作的自治能力；对社会组织而言，是拓宽参与渠道、发挥专业优势的服务能力；对整个治理体系而言，是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顺畅、动态适应的运行机制，为韧性治理筑牢组织根基。
当前推进基层组织韧性建设的实践探索
当前，基层组织韧性建设仍面临诸多结构性挑战，成为制约治理合力凝聚的瓶颈。主要表现为：组织架构上与治理需求适配不足，条块分割导致治理力量难以统筹；协同机制上缺乏常态化设计，多元主体权责模糊、协作流程不规范；资源整合上缺乏平台支撑，人力、物资、信息等资源分散闲置，配置效率不高等等。为此，各地积极探索提升组织韧性的工作路径，其中呈现出若干共性特征。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基层组织体系，将党组织嵌入网格、小区、商圈等治理场景，实现治理触角向基层末梢延伸。通过完善组织架构，将党员干部、志愿者等力量纳入组织体系，为治理力量统筹调度奠定了基础。
二是积极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诉求表达与处置平台，建立多元主体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协作流程与责任清单。以富阳为例，积极推动群团组织力量和服务双下沉，培育“古城义警”“永昌丈母娘”等志愿品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引导行业协会构建“协会牵头、政府协同、会员联动”的治理新生态。
三是依托数字化改革成果，搭建统一的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整合各类治理数据，打破“数据壁垒”，赋能资源统筹调度、精准匹配。特别是各地的实践表明，数字化组织体系能够在应急场景中快速调度治理力量，展现出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为组织韧性提升注入了硬核动力。
多措并举，进一步增强组织韧性
基层治理合力的凝聚，关键在组织，核心在韧性。高效能组织韧性的培育，本质是实现党委政府组织力与基层协同力的双向提升、同频共振，也是韧性治理的实践路径。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日趋复杂，唯有持续强化组织引领、激活基层合力、完善保障机制，才能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难题，将分散的治理力量转化为系统高效的合力。
一是强化党委政府组织引领，夯实核心根基。坚持党建引领，优化基层组织架构，健全“党委统筹、政府负责、分级落实”机制，明确权责边界、打破条块分割壁垒。推动治理力量、资源、服务向基层下沉，完善结对共建机制，赋予基层更多统筹权限，实现权责对等。健全“平急转换”调度机制，常态下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流程，应急时快速集结力量、精准调度，借鉴富阳经验建强最小应急单元。
二是激活基层协同内生动力，凝聚多元合力。健全基层自治组织规范化运行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其议事协商、服务群众、矛盾调解能力。加大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明确其参与领域与权责，引导发挥专业优势。搭建协同议事平台，推动基层自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优势互补、协同发力。
三是深化数字化赋能，提升运行效能。依托数字化改革，搭建统一的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整合各类数据、打破“数据壁垒”，实现资源精准匹配与高效调度。优化平台功能，为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供便捷渠道，推动组织运行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型，构建风险预警平台，实现主动风险管理。
四是健全长效保障机制，推动持续提升。将组织韧性建设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压实主体责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对表现突出的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给予一定扶持，激发其参与动力。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基层探索协同新模式，推动组织韧性建设与“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深度融合、常态长效。
（作者系杭州富阳区委党校教师、平安浙江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