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增强社会韧性的要求，这是韧性理念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的重要体现，代表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在此之前，党中央在推进韧性城市建设过程中已就社会领域的管理韧性问题作专题部署，强调要着力构建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实施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行动，持续提升城市设施韧性、管理韧性、空间韧性，推动城市安全发展。管理韧性主要涉及城市治理议题，核心在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创新城市管理方式，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就此而言，社会治理构成了韧性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韧性是提升城市韧性的有力支撑。同时，两者又有显著区别：社会韧性在空间领域上涵盖“城乡”，在现实关切上指向“平安”，在政策导向上要求“共治”，应当具有相对独立的推进理念和工作重心。
社会韧性是相对于社会脆弱性而言的，后者是人类进入现代风险社会之后的一种普遍体验和生存境遇。传统社会的人们遭遇的主要是自然风险，在应对风险上更多依赖常识经验或神明手段。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源自人为因素，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各类“副作用”，给人类生产生活和周边生态造成重大影响；社会脆弱性表征的正是人类，尤其是个体在面对各种现代风险时的不确定性、无力感。同时，就更为一般的风险源结构而言，又叠加了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急剧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增强社会韧性的提出，表明政策制定者已经充分认识到，当前我国在有效应对各类自然和人为风险上存在明显的短板弱项和提升空间。从需求端看，各类社会主体在遭受风险冲击时承压应变的意识能力较弱，容易作出情绪化过激化反应，比较依赖政府的作用而自我预防化解能力不足。从供给侧看，各级党委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维惯性和认知偏差，比如偏重硬件投入而忽视软件建设、倚重科技手段而忽视对话沟通、注重刚性维稳而忽视柔性治理等。
社会韧性是指个体、组织在遭受风险危机冲击时积极承压、主动调适、恢复更新的能力，它代表了人类社会在共同应对现代风险上的发展趋势。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战略高度，大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比如强调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又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正确处理活力与秩序、维稳与维权等重大关系，实现自律和他律、刚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统一等。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韧性治理思想，必须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结合社会韧性的一般理念和当前社会治理的实际，我们认为，推进韧性治理可以在五个方向上努力：一是硬件软件并重，更加突出软件建设投入。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做人的工作，关键是协调人际关系、增进社会信任、构建社会秩序。因此，必须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在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设施韧性、空间韧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软件建设，把更多资源和精力投放到提升主体韧性上来。二是治身与治心并重，更加突出认知心理调节。把握人心是社会治理的难点痛点，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认知、心态上出现偏差。因此，必须坚持治身与治心相结合，在加强行为监管和态势感知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风险信息的交流、社会心理的干预和理性平和心态的培育，提升社会个体的心理韧性和社会整体的文化韧性。三是老问题与新问题并重，更加注重新兴问题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现代化，新旧问题交织叠加是我国社会治理的显著特点。因此，必须坚持老问题要有新办法、新问题要有好办法相结合，在创新治理理念和方式、有效破解长期困扰我们的社会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和解决新业态、新群体、新组织带来的新问题，加强社会主体自我管理和党委政府动员引导规范，有效增强组织韧性。四是平时与战时相结合，更加注重长效机制建设。社会问题自有其从简单到复杂、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规律，社会治理的过程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从非常手段到常态应对的发展过程。因此，必须坚持平战结合、平急两用的基本理念，在持续提升危机管理、应急处置水平的同时，更加注重总结经验教训，推进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建设，在法治轨道上防范化解风险矛盾挑战，努力提升制度韧性。五是共治与共生并重，更加注重治理生态培育。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多元共治，增强社会韧性的根本在于激发治理内生动力，塑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生态。因此，必须坚持党建引领与自治强基相结合，在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增强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激发各类主体的能动性与内驱力，积极塑造和谐共生的社会治理新生态，不断增强整体韧性。
（作者系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平安浙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