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这一要求深刻表明，“枫桥经验”已不仅是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枫桥经验”的历久弥新，正在于其实现了变革性与连续性、“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生动诠释了中国式治理智慧的时代活力。
从历史沿革看，不变的是“依靠群众、源头治理”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的鲜明体现，就是“矛盾不上交”的基因传承。自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以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始终是“枫桥经验”的核心。群众路线一直贯穿其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发展历程中一以贯之的立场，反对“干部说了算、群众靠边站”从未动摇。龙游塔石镇通过“融指挥、融治理、融服务”的“三融”模式，不断深化群众自治，使初信初访化解率从82.3%跃升至98.6%。变的是治理对象与矛盾形态。一方面，治理场景已从早期的“单一矛盾化解”转向“多场景综合治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聚焦“四类分子”改造，改革开放后转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时代则需应对城市化、数字化带来的新型矛盾（如知识产权纠纷等）。另一方面，治理从早期依赖群众说服教育，转向新时代构建“四治融合”的立体化体系。湖州“生态合伙人”联动企业、村民参与生态治理，生态事件平均响应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30分钟，便是这一转变的生动例证。
从核心内涵看，不变的是“党建引领、人民中心”的根本遵循。党的领导始终是“枫桥经验”的政治优势，党建引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这不仅体现在宏观的方针政策制定上，更体现在微观的治理单元中。义乌通过“微法庭”模式，将党组织嵌入基层治理末梢，实现镇街、村社法庭覆盖率100%，把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从未偏移。湖州武康街道“民生诉求处置指引”始终以群众满意度为治理成效标尺，把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好、合理诉求解决好、智慧力量凝聚好。变的是法治化与数字化赋能。从传统说情讲理到依法调解，浙江率先制定全国首部传承发展“枫桥经验”地方性法规；推动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例如湖州“法护知产”协同保护应用实现知识产权纠纷源头预防。从脚板走访到云端联动，浙江各地在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桐庐“警网协同”、诸暨“数智枫桥”等平台依托大数据实现了更精准的风险预警与决策。
从实践价值看，不变的是“大抓基础、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基层首创始终是“枫桥经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活力之源。湖州练市镇“信连心”凭借基层自身智慧，将关口前移，形成“预防—排查—化解”全链条闭环，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末梢感知是基础关键，只有“神经末梢”足够灵敏，整个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有效运转。宁波西店镇大力培育“西店老娘舅”等本土调解品牌，2024年全口径矛盾数量下降7%，筑牢了基层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变的是服务场景与治理效能。从单一领域到全域覆盖，“枫桥经验”已从乡村治理衍生出“海上版”“企业版”等各具特色的新版本，舟山首创“海上枫桥”模式，通过海上网格员、调解船队实现矛盾纠纷“不出海港”。从矛盾调解到服务凝聚，治理不再仅仅是“管”和“控”，更是“服”和“聚”。云和的公共服务“十助”体系（助医、助办、助学等）成功上榜“2024浙江省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当群众的合理诉求在第一时间通过优质服务得到满足时，许多潜在的矛盾自然就消弭于无形。
从未来方向看，不变的是“平安中国、长治久安”的目标追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事关事业兴旺发达、事关人民美好生活、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所有创新发展，始终都指向这一目标追求。可以说，遍布浙江城乡的“枫桥式”工作站、调解室，就是平安中国大厦的一砖一瓦。同时，“枫桥经验”也始终秉持着“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治理哲学，在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持续探索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与高效能治理的有机统一。变的是治理格局与国家贡献。任何具有世界意义的治理思想，都源于对特定社会问题的成功解决。“枫桥经验”的智慧，正是从其蕴含的“矛盾不上交”“多元共治”等实践中而来。这对于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向世界传递了中国致力于通过完善自身治理来为全球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坚定决心。
（作者单位：省委编办市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