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与人情之间不能只做“单选题”

　　本报评论员 东徒玉

　　近日，“夫妻与他人合租期间生娃被要求搬离”的新闻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事件起因是广东广州的王女士在合租房内生下孩子，被平台和房东要求限期搬离。平台方工作人员称，该房屋属于合租房，签订合同时已提醒过最多入住人数不超过2人，并且不可占用公共区域。现在王女士不仅生了孩子，每天还有老人前来带孩子，遭到其他租客投诉。对于平台坚持履行契约的说法，一部分网友认为这符合“契约精神”，另一部分网友则直呼“太不近人情”。

　　从表面来看，这似乎是“契约精神”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房东和平台主张合租环境需要统一规则，否则会影响他人居住体验。然而在社会情感层面，“生了孩子就被要求搬离”触动了公众的道德敏感，引发对合同条款冰冷性的质疑。不同的舆论观点，恰好折射出当下租房市场的结构性困境。合租房本质上是城市化进程中“高居住成本”与“多样化生活需求”之间的妥协，其规则往往倾向于标准化和去家庭化。而当现实生活场景中出现生育、养老等需求时，原有规则的局限性便暴露出来。

　　值得反思的是，这起事件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议题。当前，我们正努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但一些人却在部分租房合同中遭遇“冰冷条款”——老年人租房难，年轻人生娃被认定违规。这种“合规却不合理”的现象，反映出供给体系对多元生活需求的回应不足。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一些租房市场仍持续存在“拒老拒幼”的潜规则，二者之间的落差不容忽视。

　　进一步看，事件背后是城市化进程中“居住权”与“生活权”如何协调的问题。年轻人选择合租本是应对高房价的理性选择，但人生自然阶段的推进——如生育子女、赡养老人——却可能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若制度层面不能为这些过渡阶段提供相应支持，一些人的“安居乐业”将难以真正实现。

　　要破解这种困境，必须从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层面进行思考。例如，鼓励租赁企业开发适合家庭的产品，对支持多代共居的房东给予税收优惠；扩大公租房对育儿家庭的覆盖面，建立生育租房补贴；探索“过渡性住房”，为孕期及有婴幼儿的家庭提供短期周转住所；发展类似“暖心巢”的保障房项目，用定制化设计回应带娃家庭的需求。这些“加法思路”，比单纯依赖合同博弈更能化解矛盾，也能在现实层面增强社会的生育友好度。

　　“夫妻合租生娃”的争议，不应是合同与人情之间的“单选题”。当社会愿意为合租房里的新生命提供空间，便是在守护城市的未来底色——其中应充满包容、温厚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