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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庆还烈士遗物
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
当我第一次来到温州市江心屿革命烈士纪念馆，在柔和的灯光下，一顶棉军帽静静地陈列在展柜中。与其他展品不同，它不像它们那般遥远，反倒像是还带着体温。我走近，玻璃映出我的轮廓，与帽影重叠——展签上写的是“戴庆还烈士遗物”，而我心里念的是，“四爷爷的帽子”。
那一刻，我不是在瞻仰一件革命文物，而是在触摸一段属于“我家”的记忆，亲切、真实、依然滚烫。
一
从我记事起，夏夜的院子里，爷爷总摇着竹椅讲起四爷爷。爷爷告诉我，我家最早投身人民抗日革命战争的是二爷爷戴庆来，他是浙南人民抗日革命地下党在永嘉设立的三分队队长。在二爷爷的带领与感召下，四爷爷戴庆还也投身于民兵组织。
小时候，奶奶常一边缝衣服，一边给我讲起四爷爷的童年。她说，四爷爷十几岁就敢为受欺负的村民出头，是村里出了名的“硬气娃”。这份“硬气”后来化作战场上的英勇——有时为了获取情报，四爷爷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敌占区；夜深人静时，又常趁夜色孤身潜入敌营，偷回武器弹药，为游击队补充装备。“你四爷爷在部队里，打仗是真敢上，即便自己的武器简陋，跟敌人力量相差悬殊，他也会顶着往上冲。他说过，咱们退一步，乡亲们就要多受一分罪。”
除了过人的勇气，四爷爷更有着非凡的敏锐和智慧。他从小在山中砍柴、放牛，对永嘉的地形熟稔于心。哪条小径能迂回包抄、哪个山坳可设伏阻击、哪片树林便于隐蔽撤退，他都清清楚楚。他带领民兵打游击，往往善用地形、借天时夜色，多次以少胜多，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爷爷常说：“你四爷爷打仗不只是勇，更是心里有张活地图，脑中有本兵书。”
那是一个苦难又让人热血的年代。1945年的春天特别冷，战火在四爷爷的家乡永嘉四处蔓延，浙南抗战史上著名的“屿北武装起义”就是其中之一。爷爷说，当时屿北村被偷袭包围，四爷爷等人为了时刻准备战斗，在雷公尖等高山处监视敌人，一守就是一夜。“那帽子上全是霜，他呵出的气在帽檐结了冰碴，可眼睛亮得很。”
因为四爷爷的身先士卒，在队伍里很有号召力，年纪轻轻就有很多跟随者。
那时，我家成了游击据点，全家人都在为抗战贡献力量。二爷爷在屋里开会，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商量作战路线和政策、帮助战士改良武器、掩护战友。奶奶虽然没有接受过教育，却心灵手巧，总是忙前忙后，为战士们浆洗缝补、准备伙食，把家里仅有的粮食拿出来支援队伍。四爷爷就戴着这顶棉军帽在村口放哨，见着可疑的人就吹三声口哨——那是他们约定的暗号。这哨声，不知多少次为游击队化解了危机。
1945年4月，敌军兵分三路，第四次围攻屿北。当夜，“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第九中队、第十一中队分别占领村的东、西两边制高点独山埄和乌岩山，反包围入侵屿北的敌人。激战持续一天一夜，作为班长的他，始终顶在最前面。四爷爷的战友后来告诉我们，他冲锋时总是把那顶棉军帽往额上一推，高声喊道：“跟我上！”最终，他英勇牺牲，24岁的他尚未娶妻生子，已将生命永远定格在战场上。
太奶奶整理遗物时，只剩这顶棉军帽还算完整。奶奶说，太奶奶把帽子捂在怀里哭了很久很久，后来就压在樟木箱底，直到多年后捐给纪念馆。
四爷爷牺牲时我尚未出生，我从未见过他。可他的精神，却通过这顶帽子，在我们家一代代传了下来。
二
爸爸的军帽，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爸爸作为生长在革命家庭的青年，早已被长辈们的赤诚所感染。参军入伍于他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既是追随先辈的脚步，更是接过守护家国的接力棒。
1964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大兴安岭林区会战指挥部，拉开了开发建设大兴安岭的历史帷幕。
爸爸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铁道兵，于1974年随部队前往大兴安岭修建铁路。在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爸爸和他的战友们传承“参加会战光荣、艰苦创业光荣、勤俭节约光荣”的“三荣”精神，爬冰卧雪、逢山开路、顽强拼搏。从1964年到1984年，铁道兵在此共修建铁路792公里，桥梁124座，隧道14座，用青春和热血为大兴安岭开发建设作出了贡献。
我见过照片里爸爸穿军装、戴军帽的样子，帽檐下笔直的身板，威武又帅气。退伍那天，他把军帽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和四爷爷的棉帽放在了一起。
后来，爸爸因为有驾驶技术，从部队转业进入国有运输公司，成为一名客运司机。从修铁路到路上开车，爸爸从未松懈，方向盘在他手里，就像当年握着铁道兵的镐头一样，带着沉甸甸的责任感。他总是说：“军帽可以脱，但肩上的劲儿不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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