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张璐
家事审判，事关个人和家庭幸福，也关乎社会安定。这背后，是情与法的交织，是“小家”的悲欢与“大家”的稳定。法院在家事审判中，不仅需厘清法律关系，更要化解当事人“心结”，方能确保审判公正准确，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近日，记者走访多名身处办案一线的家事法官，听他们讲述家事审判背后的故事，希望给更多婚恋中的你我提个醒。
“留一份凭证不是算计，而是坦诚与尊重”
讲述人：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六横法庭庭长童憬
2024年初，一名法官办理了一起案件。女子余某被父母催婚，后和男子陈某相亲认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然而，结婚仅9天，余某便分居回到娘家，并将丈夫告到法院，要求撤销婚姻，赔偿其经济损失10万元、精神损失费5万元，理由是陈某婚前存在性功能障碍，未如实告知。根据民法典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但余某无法举证陈某婚前患有性功能障碍，法院因其证据不足驳回起诉。
“既然无法撤销婚姻，那我就起诉离婚吧。”余某第二次起诉离婚，由我接手。
余某提出离婚后，男方反诉，要求女方返还彩礼40万余元。
审理过程中，男女双方最大争议点在于彩礼和嫁妆。我是外省人，来六横岛已经四年，但对传统习俗还不太了解。为了弄明白彩礼的名目，我费了不少功夫。
在余某离婚案中，彩礼约有十多种：定亲礼，男方给女方的见面礼；订婚礼，双方父母见面赠送的红包；请期费，携男女生辰八字择定婚期；改口费，女方端茶给男方亲属的红包；还有一种礼金，用方言讲是“长噶银子”，我请教了很多人才明白，是男方给女方用于感谢轿夫的礼金。另外，还有金银首饰费、订婚支付烟酒糖费、拍婚纱照费、婚庆费等等。
算完男方的开支，还得算女方的嫁妆礼物。我打开账单一看，红雨伞、子孙桶、龙凤剪刀、子孙尺等多达50余件。
花了整整10天，我才算完这笔彩礼嫁妆账。虽然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但许多彩礼是以现金红包的形式赠与的，这在认定上存在一定难点。比如，陈某对定亲彩礼、见面礼、改口费、“长噶银子”等4笔共约20万元费用，未能充分举证证明，承担举证的不利后果。由于婚姻事实已经成立但结婚时间较短，彩礼数额全部返还不适宜。最终，法院根据已查明的事实结合舟山本地婚俗习惯，扣除余某的嫁妆部分，酌定余某应当按50%返还给陈某。
在我审理的不少离婚案件中，经常存在一方说给了彩礼红包、另一方说没收过的情形，但都缺乏证据，法院无法判决返还。因此，夫妻情侣之间，一旦涉及数额较大的钱款往来，最好在转账等时备注钱款的性质，保留必要的凭证。这不是算计，而是对两家财产的尊重，也是对这场婚姻最基本的诚意。
“年轻人的婚姻，让他们自己作主”
讲述人：岱山县人民法院民庭副庭长张向向
在我审理的一些家事纠纷中，本属于小夫妻之间的离婚矛盾，却频频出现老人深度参与的身影。我粗略统计了下，约有65%的案件中，至少有一方父母介入其中。老人们本是出于关心，却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了小夫妻矛盾的“催化剂”。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凯和小艾的案件。两人顶住父母强烈反对的压力，走到了一起。婚后，阿凯因工作调往外地，婆婆竟全方位接管小家，从日常生活、穿衣打扮到育儿方式，都要按照她的意愿安排。小艾说，阿凯难得回一趟家，但婆婆不让他带孩子，说是影响他休息。而阿凯也默许了这种安排，逐渐在婚姻中“隐形”。最终，一次因孩子生病引发的冲突，让这段婚姻走向了法庭。
阿凯和小艾的婚姻关系还能维系吗？经过思考，我做了一个离婚因素调查表，对双方感情基础、婚后相处情况、原生家庭介入程度以及离婚意愿等四大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阿凯和小艾是相亲认识，曾遭到婆婆强烈反对，认为他们门不当户不对。双方勇敢为爱奔赴后，婆婆仍百般挑剔，在儿子和孙女面前打“小报告”，说小艾的坏话，双方家庭之间的芥蒂越来越深。综合思量后，法院认为双方无法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判决二人离婚。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阿凯几乎隐身，一切由他的母亲和律师代理。
类似的案子我见过太多。一些父母事无巨细地介入子女的生活，生怕他们吃亏受累——但这究竟是一种保护，还是一种越界？我以为，父母真正成熟的爱，是学会得体地退出。事事插手、样样操心，看似是爱，实则是一种束缚，不仅让子女失去了经营家庭、承担责任的机会，更可能毁掉他们的幸福。我也想告诉年轻夫妻，婚姻的第一步，是完成与原生家庭的“心理断奶”。捍卫自己的小家，经营好自己的夫妻关系，才是对原生家庭最大的孝顺。
“不要把孩子当做彼此伤害的工具”
讲述人：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张秀梅
2024年7月，小莉来到法院，以儿子的名义起诉前夫阿海，要求将抚养费从2000元增加至3000元，直至孩子成年。
“2000元不够用。”小莉这样对我说。根据相关规定，抚养费通常按不直接抚养一方月总收入的20%-30%确定。阿海提供的工资证明显示，他月固定收入为8000元，当前支付的金额处于合理区间，为什么“不够”？
深入了解后我发现，真正的原因并非经济缺口，而是心理失衡。阿海再婚后生活稳定，小莉心有不甘，执意要提高抚养费。而阿海也很为难，他说自己工资并未上涨，重组家庭后开支增大，实在无力承担更多的抚养费。
更让我忧心的是这个五岁男孩的处境。小莉婚前就患有抑郁症，婚后因频繁争吵病情加重，情绪不稳，孩子长期由外婆实际照顾，由于缺乏与外界交流，甚至出现了语言发育迟缓。
我试着问阿海：是否考虑变更抚养权？起初他不同意，因为再婚后又育有一子，担心孩子难以融入。经过沟通，最终他松口了，再婚妻子也愿意接纳孩子。
就在我以为事情有转机时，外婆却反悔了，坚决不同意让孩子离开。最终，案子以调解结案：抚养费微调至2300元，由小莉继续抚养，阿海明确探视权利。
这个案件让我在之后的裁判中，就如何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有了更多思考。不久，我遇到另一起案件：一名母亲三次申请变更抚养权，理由要么是孩子进入青春期难管教，要么是自己条件有限。孩子从小跟随母亲生活，对父亲早已疏远陌生，且父亲再婚另育两子。尽管从物质条件上看，父亲的条件更好，但我坚决驳回了母亲的诉求。
作为家事法官，我始终坚信，父母可以选择结束婚姻，但孩子不该成为婚姻的牺牲品，更不是博弈的筹码。当一方试图以孩子为工具牵制对方时，法官必须站出来——绝不能让孩子的未来为父母的错误“买单”。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