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田摇中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安检通道，李女士看着工作人员从自己行李箱里取出充电宝，急得眼眶发红：“这是上个月才买的，怎么突然就不能带了？我在外地出差还要用它应急啊。”同样被拦下来的王先生则皱着眉头嘟囔：“早知道就该提前查清楚，现在扔了浪费，寄存又担心回来找不到。”
像这样因充电宝“卡壳”而面露焦虑的旅客，在近日的各大机场并不少见。
民航局自6月28日起实施的充电宝乘机新规，与近期频发的锂电池起火事件有关。规定明确禁止旅客携带无3C标识、标识模糊或处于召回批次的充电宝登机。
尽管天山国际机场提前执行新规是出于高温天气下的安全考量，但不少旅客因信息滞后遭遇“措手不及”。有旅客在社交平台吐槽：“从上海飞乌鲁木齐时顺利通过安检，结果返程就被告知不能带，政策执行能不能多些缓冲？”也有人无奈调侃：“现在坐飞机，不仅要查航班延误，还得查充电宝是否合规。”
这些抱怨背后，折射出的是一场安全监管与公众便利之间的冲突。从法治角度看，民航局依据民用航空法和3C认证相关规定，对问题充电宝实施管控，是守护航空安全的必要之举。但在政策落地过程中，部分旅客因缺乏清晰指引产生的不满情绪，也暴露出信息传递链条的脆弱性。
当乌鲁木齐机场的安检员不得不一遍遍解释“不是所有2万毫安充电宝都不能带，要看是否有3C认证”时；当旅客们为被暂存的充电宝能否完好取回而忧心忡忡时，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给予公众更温暖的过渡空间？
事实上，新规中“增设暂存区域”“加强服务指引”的要求，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机场若能通过短信提醒、APP弹窗等方式提前告知旅客政策变化，在安检口设置清晰易懂的图文指引，为暂存充电宝提供可追踪的电子凭证，或许能让这场“安全保卫战”少些火药味。
而相关生产企业也应承担责任——当3C认证被撤销或产品召回时，不能仅停留在官网公告，还要通过短信、客服等渠道触达消费者，真正履行产品安全主体责任。
行李箱里被拦下的充电宝，不应只是旅客旅途中的遗憾，更应成为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契机。唯有在严守法律红线的同时，用更人性化的服务填补政策与公众认知之间的沟壑，才能让安全规定既不失威严，又充满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