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贤龙
庆历元年（1041）暮春，秀州子城。五十二岁的湖州人张先，在这里写下“云破月来花弄影”时，大概不会想到——这七个字，从此把湖州与嘉兴连在了一起。
为纪念他，后人取词中意境，在子城筑了花月亭。有文友建议我，“嘉湖漫笔”不妨写写此题。于是，我翻阅《张先与湖州》，找来《宋词通论》《宋词说宋史》和《宋人笔记》，又踏进子城，站在亭前，试着还原那个夜晚。
然而，初看，张先写的词尽是“风花雪月”“诗酒风流”。张先年轻时与一位小尼姑私会，写下了“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的词句。又与美女谢媚卿在玉仙观偶遇，生出了“秀艳过施粉，多媚生轻笑”等句，直抒一见钟情之意。据传他八十五岁高龄时还纳了一位十八岁的妾，后世更由此附会出苏轼调侃他“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名句。《张先与湖州》中，学者称其是“世所罕见的‘花心’文人”。这个标签与现代“三观”格格不入。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入笔。
放下那些风花雪月，仔细翻阅几本书，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张先正向我慢慢走来。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张先考中进士。那年他四十一岁，与其同榜的欧阳修，才二十四岁。这段文字很平淡，但对一个考生来说，却是感慨万千。
我记得当年去邮局领取入学通知书的时候，不知道是跑去的还是走着去的，总觉得脚下的地高低不平。通知书是挂号信寄来的，签收的时候手抖得厉害，装着通知书的信拿在手里怕丢，也不知道放在身上哪个口袋放心。升学考试与古代的科举考试性质完全不一样，但这种心情是相通的。我才复读了一年，而张先要熬过几十年。那种久考不第的滋味，比江南冬天的湿冷还难受。乡邻白眼、妻儿埋怨、同辈嘲讽，甚至被酒店小二戏称为“过路举人”。据传，有士子落第归家，妻子拒不开门，题诗嘲讽：“良人得意贪年少，忘却灯窗昔苦辛。”
我没有查到反映张先科举考试心路历程的诗词，不知道张先有没有彷徨过，尤其是那无数个深夜是怎么熬过来的，会不会自我怀疑：点灯熬油背的典籍，是否抵得过主考官的一念之差？好在这场身心俱毁的“苦修”，终成正果。在无数个深夜里挑灯苦读的青年，终于在四十一岁这年，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亮的一束月光。
追着那束月光，张先由此踏上了仕途。先任宿州（今安徽宿州）掾，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位。之后在多地任知县、知州。其中，五十二岁那年，张先到秀州（今浙江嘉兴）任判官。秀州是吴越国时期，从苏州分置出来的，辖嘉兴、华亭、海盐、崇德四县。在宋代，州是承上启下的一级建制，“州”字与今日秀洲区的“洲”不同，没有三点水。
从吴江知县调任秀州判官，从知县到州之佐贰，看似实权小了，但这其实是宋代文官“磨勘”（定期考核）制度下的正常迁转，于张先而言，或许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练。有文史学者，分析了张先三十九岁时所作的《归安县令戴公生祠记》，从字里行间，看得出张先赞赏戴氏深得民众的做法，暗含着自己的政治热情和抱负。他是否将这份抱负藏在了公文与碑记里，而把词交给了月光？读张先的词，几乎没有“案牍劳形”或“民生疾苦”的痕迹。原因何在？或许“诗言志，词言情”，张先的“文体自觉”太强了；或许他觉得自己仕途平淡，不值一提；又或许是他的词影响太大了，史书中湮没了他的政绩。
在秀州任职的那年春天，词题只留下“以病眠，不赴府会”七个字，剩下的场景，且由我试着还原——某次知州遣人来请张先赴府会，他以微恙为由婉拒，独自留在房中借酒浇愁，一杯接一杯，直至醉倒在榻中。看来真的是病了，不过是心病。一觉醒来，难解心中的忧愁。走出房间，在州城闲逛。抬头见云聚云散，月亮恰到好处地出现，低头看眼前的花婆娑弄影，随口说出”云破月来花弄影“，他趁醉意未消，匆匆回屋，将这份心境化作了那首传唱千古的《天仙子》。没想到一次婉拒府会，竟诞生了一首名作。更有意义的是，这次婉拒，无意间成了宋词从“艳科应歌”向“士大夫生活写作”转型的注脚。此后他接连写出“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等佳作，人们雅称其为“张三影”。“影”的物理成因简单，恰在张先笔下富有诗意。清代陈廷焯评价其词是“古今一大转移”——不仅是宋词选题的转移，而且是审美的深化。而吴梅在《词学通论》中更称他“上结晏、欧之局，下开苏、秦之先”。有学者把张先归入了“北宋初期四大开祖”，引领宋词的转型发展。
熙宁四年（1071），张先已致仕，正闲居杭州养老。苏轼刚到杭州任通判，便去拜访张先。张先是以歌词著称于世的前辈词人，又是恩师欧阳修的交好。苏轼邀张先乘坐官船泛舟西湖。是日，风和日丽，群山倒影。我们不妨遥想，西湖舟上，二人交谈甚欢：苏轼坦言，从前总以为词不过文人余技，重读《天仙子》，一个“弄”字，才见识词境可以如此幽微深邃。张先则淡然应答，不过是遇景生情，偶得之句。苏轼说，先生过谦了，还望多指教。
此时，不远处飘来一叶小舟，传来女子弹奏的筝声。张先建议道，如此美景，子瞻兄弟不妨来一首。
苏轼应道，那学生献丑了。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于是，《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一词问世。
二人虽相差四十七岁，但性格志趣相投，很快结为忘年交。尤其是张先把诗的典故、文人的雅趣和身世感慨写进词里的探索，对苏轼启发颇大：“词原来还能这么写！”“以诗为词”的理念，改变了苏轼对宋词是“小道”的看法。用写诗的态度、题材和语言来写词。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彻底打破词的界限，用诗写什么，词就写什么。他在《祭张子野文》中提出“微词宛转，盖诗之裔”——词本是诗的苗裔，与诗同源。这一观念，后来被视为豪放词风的开端。
苏轼在《祭张子野文》中曾用“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来形容这段初识，其中“拥彗”指拿着扫帚清扫门庭以待宾客，是古代学生拜见老师的礼节，足见他对张先的尊敬。
我再次走进嘉兴子城。此时子城已整修一新。可喜的是，这个“新”是努力还原子城旧貌。可贵的是，不是新建“文物”，而是保护遗址。
秋日的夜特别的亮。我在花月亭前徘徊。抬头见云聚云散，月亮如盘。低头寻花，却找不见花。我想当年张先的“花弄影”，究竟是什么花？
抬头再看明月，突然觉得，是什么花，有没有花，都不重要了。
（作者为在职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