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君
这几年遇到过不少“摩友”，也与一二“摩友”成为朋友，才知道真有人如同虔诚的信徒，追寻着“诗人的故乡”迁居而来，逢诗人的生辰、忌日，“摩友”们例必从各地齐聚海宁，献花、祭拜、敬献诗文……相比之下，提及诗人穆旦的人真的要少得多。
因为，徐志摩在硖石出生，长大，归葬，而穆旦从未到访过海宁，这片祖籍地也似乎并不存在过属于他的寸土和片瓦。因为，人们更愿意念诵“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而不太会想到要去读“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去读“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20世纪40年代初期，闻一多编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的十一首诗作，从数量来看仅少于徐志摩一首。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译《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选译了他的九首诗。1952年，他的两首英文诗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编选入《世界名诗库》。
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听说“诗人穆旦也是你们海宁人”是哪一年了。惊讶是肯定的，很快抛之脑后也是事实，毕竟海宁有太多的名人，尽管小时候父亲放在桌上一读再读的普希金、雪莱、拜伦，很可能就有他的译本。
而他自身，似乎也先天地存在着和这些人一样的“受难的品质”。所以1937年随校南迁，他选择“三千里步行”，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1942年响应国民政府“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放弃助教的席位自愿参加远征军入缅；留学美国，却选择学习俄语，回国后译了普希金的大量作品：《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
穆旦留存于世的史料之少，连他的老师吴宓洋洋洒洒如巨著的日记也只写到过七句话（一说九句）。没有自传，书信往来不多，传闻、秘闻更少，除了他的诗与译作，人生的绝大部分似乎都已隐匿在时间的流逝与时代更替的烟尘里，被遮蔽，也被遗忘了。
始终未被湮没的倒不如说是他的笑，翻开《穆旦传》的照片部分，无法不被他的笑容感染到，除了发自内心的诚挚，也找不出别的词来描述和形容。即使历经留下无数森森白骨的野人山战役，从远征军的战场上回来，也没有泯灭掉他对这个世界展露的微笑。
在不多的聊天当中，我应该听邹汉明说起过他想写穆旦、他已经开始在写穆旦了，因为时间跨度太长而从来没有细数过，实际上竟然历经17年才完成此书。
这是一个诗人对另一个已故诗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一生所走的路的竭尽探索。为了搜集资料，我相信邹汉明循着穆旦的足迹去了他能够去的一切地方。冥冥之中的因缘则引领他走近当年的见证人：唐湜、杨苡等。当他走进南开校园的红砖楼，当他站在穆旦确凿站过的地方，我相信某个片刻他的确抚触到那个时代，电光火石般瞥见穆旦某个时期的心影。而这本书和早期海宁陈伯良老先生所著《穆旦传》最大的不同，也在于邹汉明对穆旦诗歌的细致解读。在我知道的嘉兴的写作群里，邹汉明一直以看书多而闻名，这么多年他读过的书、写过的诗，他的《江南词典》《塔鱼浜自然史》，所有的功力都汇集成这本书的底色，足以使“新生的野力”得以流经岁月，在纸上再一次获得新生，流向读到这本书的每一个人。
在书的《后记》里，有这么一段话：“当大多数人饭后茶余八卦着徐志摩的种种浪漫故事时，有少数人也在严肃地谈论穆旦的受难。而对于中文世界这无限的少数人，穆旦的诗歌就是晦暗、庸俗的生活中透进来的一道光，足够给芸芸众生以安慰和希望……对穆旦，从此我们再不应该那么无视。”而我读到这里反复想到的是，他不应该在这里这么冷寂。毕竟，这里是他的祖籍地，作为海宁望族查家的一支，他的祖辈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既然邹汉明通过这本书更为厚重、更为传神地把他写出来、传递出来，那么让热爱他的人再多了解他一点，再多几个知道他也乐于传诵他的人。
在他晚年写给年轻诗友郭保卫的书信中，读到关于写作的一段真知灼见：“奥登说他要写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就是前人所未遇到过的独特经验。我由此引申一下，就是，诗应该写出‘发现底惊异’……最重要的还是内容。注意：别找那种十年以后看来就会过时的内容。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会成了时代的作品。”这仍能让今天的写作者深思，并得到至关重要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