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欢 林雪娇
电脑屏幕上，同一个角色的正面、侧面、背面三张图整齐铺开。一炜盯着画面，逐帧比对眉眼和服饰的细微差异——五官失衡、肢体畸变、色彩错乱，任何一处不对都会成为“废片”。这个2003年出生的年轻人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今年入职一家AI短剧公司后，每天的工作就是和AI一起“造人”。在大众的想象里，AI短剧可以一键成片、零门槛产出。但真实的生产线上，每一帧画面都要经过人的眼睛和判断。
2026年9月1日，《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制微短剧全产业链的部门规章。这部新规建立了分类分层的监管体系：微短剧按投资额度和题材被划分为三类，一类由国家广电总局审核发放许可证，二类由省级广电部门备案，三类由播出平台自审后报备。此前长期处于监管灰色地带的AI短剧，也被正式纳入这套体系，与真人短剧适用同一套分类标准和审核流程。
一枚名为“苔花”的标识开始出现在一类微短剧的片头——取“体量虽小亦放清辉”之意。
与此同时，“凡播必审”四个字落了地：不论真人还是AI、不论机构还是个人，所有微短剧上线前必须走完审核流程。
这个赛道有多拥挤呢？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今年上半年，各平台共上线微短剧36.7万部，平均每天超过1500部AI新剧涌入市场，AI短剧占比已超七成。微短剧国内用户近8亿，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元。
那么，在这条日产千部的流水线与一纸新规之间，一部短剧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它的生产线上又站着什么人？
一个故事从哪里来
所有的短剧都从一个故事开始。但故事从哪来、怎么来，不同的团队有完全不同的路径。
浙江有仓文旅有限公司总编剧何海英做短剧之前，做了很多年线下沉浸式话剧。2020年，他们把一部筹备好的精品话剧搬到直播平台上，两场直播播放量突破3400万。留言区涌进来的那些话让她至今记得：“我这辈子没进过剧场”“我们这儿都没有剧场”。
这个经历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好的文艺作品应该像轻骑兵一样走得更远、更广。而短剧，这种以手机为载体、几分钟一集的新形态，恰恰是她等到的那个轻骑兵。
2024年下半年，浙江卫视找到他们。彼时正值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前夕，而市面上的短剧几乎全是“霸道总裁爱上我”，主旋律题材一片空白。何海英手上恰好有拿过“五个一工程”奖的沉浸式话剧，双方一拍即合——“燎原”系列由此诞生。
做完“燎原”，何海英和团队继续深耕原创。他们花了一年多筹备《运河是我家》，写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运河沿线国营大厂工人的故事。她和团队翻阅了大量资料，找了一批老工人反复做访谈，“每个人单拎出来都能写一部剧”。素材堆积如山，但微短剧的体量摆在那里——一集不过两三分钟。“哪些要用、哪些不用，每个都舍不得删。”从故事大纲到分集脚本再到剧本定稿，前后磨了将近一年，其间无数次推翻重写。不同年龄段的试读者提意见，人设反复调整。何海英说这个过程是“一边哭一边写”。
短剧的剧本和传统影视剧完全不同。“两三分钟一集的体量下，开头必须有强钩子让观众留下，前十集要环环相扣。”台词节奏快，情节密度高，但又不能狗血。何海英总结过市面上短剧的套路，绝大多数围绕几种固定模式打转，观众看多了也就腻了。“我们还是想做好内容，让大家看到短剧不是只有那些东西。”
何海英走的是原创这条最重的路。而在平湖，嘉兴庭汇达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走的则是另一条——从量产剧制作起步，再一步步转向精品剧制作。
公司负责人叶庭说，做AI量产剧的时候，他们从网文平台买一年期非独家授权的小说，拿到手后按照里面的人物背景关系稍加改动，AI就可以跑出十几部短剧。一部量产剧从制作到投流，总成本只需几万元。“所以市面上雷同的剧很多，因为同一个故事可以同时卖给很多家。”但这种模式有一个致命短板：授权周期只有一年，如果之后不续费，那么就不能继续上架，企业即无法沉淀自有IP。
而且这条路越走越窄。平台审核收紧后，大量涉及偏向血腥、暴力的AI短剧渐渐过不了关，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徐泽刚说，原有的量产短剧也逐步提高了要求，大大增加了员工的工作量并且降低了产能。
转做精品之后，剧本环节的分量陡然加重。公司在原有量产剧制作基础上，转向终身买断IP的模式，单部剧本不低于十万元，买的不只是一个故事，更是可以长期运营的自有版权资产。
公司里一位2004年出生的年轻人海浩，学的是物联网专业，因为喜欢看动漫和影视剧，被AI短剧的新奇感吸引入行。如今他担任的角色类似于“导演”：“拿到一部十几万字的剧本，先通读一遍，把故事节奏和脉络理清，再带着组员讨论如何改写。”每一集的时长要控制在五分钟左右，内容多了要删减，少了要加戏，最关键的是每一集结尾都要埋下钩子，让观众忍不住点开下一集。
分镜是另一道关。做量产剧的时候，分镜可以全交给AI，效率很高，但出来的东西“太死板，节奏不对”。做精品剧，分镜还是得手搓。海浩说：“AI给的镜头语言很单一，正反打、大全景它会给你，但那些有想法的切换，什么时候该仰拍、什么时候该虚实结合，只能靠自己脑子里的画面。”
新政落地后，备案制度贯穿了从故事到成片的全过程。如今，哪怕是最小体量的三类微短剧，也需要由平台完成播前审核并标注节目编号。过去那种“做了就能播”的日子，一去不返。
从文字到画面
剧本定稿只是起点。接下来的路，是把文字变成观众手机屏幕上的画面，在两条生产线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何海英的真人剧组是一支大部队。《运河是我家》的拍摄团队有八十多人，按照中长剧的标准配置：导演、摄影、灯光、服化道一应俱全。拍摄采用三机位同时运转，每拍一次就是三组画面，“一些制作成本比较低的短剧，一个镜头拍完就走，我们要来回切各种角度，远景、近景、中景都带到。”
选景是最让她头疼的环节之一。这部剧讲的是大运河沿线国营大厂的故事，她需要找到保留着老设备的车间场景。杭州的城市更新太快，老车间倒是有，但机器早拆了。她带着团队跑了杭州、湖州、嘉兴三地取景。“短剧很少有这样转场的，因为一转场就烧时间烧钱，演员都是按天计费的。但我们还是想真实还原那个年代。”
找演员同样不轻松。何海英说，基本上在剧本创作的同时，就要开始准备找演员了，头部演员的档期要提前半年去约，选角要综合考量演技、形象和角色的适配度。
这次《运河是我家》请来了百花影后沈丹萍饰演男主的奶奶，她在拍摄之后说了一句话：“感觉和拍长剧没什么差别，只是屏幕竖过来了。”何海英说，这恰恰说明了他们做短剧的标准，演员说话可以有停顿、有节奏，不用赶着把每句台词压缩到最短。“换一个普通短剧剧组，导演会让你说话快点，五个字说完绝不给你说八个字的机会。”
他们的整个拍摄周期超过十天，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后期制作还需要两三个月，剪辑、配音、配乐，有些演员的台词达不到要求需要重新录制，他们还会加入杭州方言和童谣，“让那些看到这部剧的老工人们，能真的回想起当年热血沸腾的日子”。
而在AI短剧这边，“拍摄现场”是一间办公室里的电脑屏幕。
海浩打开电脑，演示了他的工作流程。第一步是生成人物形象，先做一张面部特征清晰的半身图，再引用这张图生成全身图和三视图，连衣着和配饰都要分别生成。“我们要把人物小传里写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视觉化，这个人多大年纪、什么气质、穿什么衣服，全部要在图上体现出来。”
场景同样要单独生成。有意思的是，AI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聪明。“你告诉它这里有一棵树，它不一定理解。但如果你在图上把区域框出来，标注‘这里是爬山虎’，它就懂了。”海浩和同事们会给生成的场景图上每个元素命名：柱子、门、窗、墙上的装饰，本质上是在教AI“看图说话”。
人物和场景定稿后，进入视频生成环节。公司目前主要使用的是市面上的主流大模型，每一个镜头都要写好提示词，画面构图、光影效果、人物动作、镜头运动方式，精品剧的提示词越写越长、越写越细。“做得越多，你发现需要限定的东西就越多。一个虚实结合的景深、一个仰拍的角度，这些传统影视里摄影师干的活，现在全靠我们写进提示词里。”
这也是行业里所说的“抽卡”——你给AI一段描述，它给你生成一段视频，满意就用，不满意就重新来。量产剧通常抽三到五次就够了，精品剧则要反复抽取，直到画面达到预期。一部量产剧的纯算力支出大概1.5万元，而精品剧只会更高。这是一场实打实烧钱的博弈。
为了不在生产流程上受制于人，庭汇达和地方国企合作，花了十个月研发了一套专门的操作流平台。从剧本拆解、分镜管理到素材生成，所有环节都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徐泽刚说，这是公司最重要的核心，“没有自己的平台，每个环节都要用别人的平台制作，效率低，费用高，数据也不安全。”
一部质量相当的真人短剧投资规模往往在两百万元以上，而AI精品剧的成本大约只有真人剧的两成，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制作方开始把目光投向AI赛道的原因。
AI消解了传统影视对场地、设备、人员的硬性门槛，但并没有降低对内容本身的要求，审美、节奏、叙事张力，这些决定一部剧好不好看的东西，依然握在人的手里。
八十人的剧组扛着设备在老车间里布光走位，十几人的团队甚至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写提示词“抽卡”，通往同一块屏幕的两条路，一条用身体丈量，一条用算力堆叠。但不管走哪条路，最终要过的那道关是一样的：观众划到这一帧，愿不愿意停下拇指。
上线之后
一部短剧做完了，但它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何海英的作品走的是全平台分发路线。“燎原”系列在抖音、红果、央视频等二十多个平台同步上线，甚至登上了浙江卫视和贵州卫视的电视荧幕。
他们制作的《燎原之烽火1945》在央视频创下了6800多万的播放量，远超平台上的其他作品。“没有投过一分钱的流。”何海英说，在当下的短剧行业，靠内容本身而非投流获得关注，已经变得越来越稀有。当然，真人精品剧投入大、周期长，头部演员片酬高，回本压力始终摆在那里。但她还是选择继续做精品这条路。
AI短剧公司的发行逻辑则更加“分层”。徐泽刚介绍，公司的量产AI剧主要投放在红果、咪咕等平台，走的是流量分成模式；而精品剧瞄准的是爱奇艺、腾讯等长视频平台，每集时长十分钟以上，单季十几集，接近传统网剧的体量。“两分钟一集的剧，那些平台根本不要。”
，投流是绕不开的一环。据业内人士透露，头部热播真人短剧的投流预算可以高达数百万元，投流成本甚至远超制作成本。对于中小团队来说，这是一笔沉重的赌注，投下去未必能回本，不投则几乎没有被看见的机会。
新政对这个生态的影响是深远的。
9月1日起，没有许可证号、批准文件编号或节目编号的微短剧，不得上线传播，也不得被引流和推送。这条规定直接切断了过去“先上后补审核”的灰色空间。“苔花标”成为一类微短剧的身份标识，意味着可追溯、可监管。
对于一直按精品标准操作的团队来说，变化不大。何海英说：“我们始终是按一类来做的，各种报备、审核、提交材料都是现成的流程。”但对于大量依靠低成本量产生存的公司而言，这是一次真正的洗牌。审核严了，过去那些擦边、低俗的内容从源头就被堵住了；备案制度的全面铺开，意味着每一部剧都有了“身份证”，也有了追责的可能。
何海英觉得这是好事：“政策收紧其实是对每一个内容创作者最好的保护。短剧市场光蓬勃不行，一定要有序。”
对庭汇达来说，新政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量做低端量产的公司被挤出市场，“相当于帮我减少了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从量产转型精品意味着算力费用、员工薪资、剧本采购的每一笔开支都在增加。一部AI精品剧从制作到投放，整体投资在30万到50万元之间。徐泽刚说，压力是实打实的，“但既然选了这条路，就得往前走”。嘉兴的地方政策给了他们一些底气，《嘉兴市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政策（试行）》里的专项扶持政策，让这家初创企业敢于放弃短期快钱，在精品赛道上继续走下去。
办公室里，海浩正在电脑前调整一个镜头的提示词，反复“抽卡”，寻找那个他脑海中的画面。一炜坐在旁边打磨角色素材，盯着三视图，进行比对。另一边2005年出生的小婷则在整理分镜。
这是这个行业里年轻的一代。他们没进过传统影视行业的门，没上过片场，没摸过摄影机。但他们每天坐在屏幕前，把脑子里的画面写成提示词，交给AI，等待那个让自己满意的镜头从算力的洪流里浮出来。
短剧行业的野蛮生长正在过去，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当速度和产能不再是唯一的竞争维度，留下来的人，不管是扛着摄影机的，还是写着提示词的，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你讲的这个故事，值不值得被人看见？
就像那枚刚刚亮相的苔花标所寓意的——体量虽小，亦放清辉。能不能放出那道光，终究不取决于技术，而取决于讲故事的人。
上线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