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飞
宋仁宗输了钱却不认账、半夜肚子饿了却不敢叫人做宵夜；苏东坡到祥符寺找友人，脱了裤子露着大腿就叫人挠痒痒；王安石睚眦必报竟然让人把秀水通判张君济处决后，让人用白纸印其脊血给他看——这些你或许没有听到过的关于宋朝皇帝、大臣的秘闻，就记载在笔记体著作《北窗炙輠录》里，他的作者就是南宋年间的海宁人施德操。
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著作
《北窗炙輠录》为南宋名儒施德操根据自己的见闻，用笔记体形式撰写的著作。文中所述人物上至皇帝、名臣、名儒，下至名医奇士、市井屠夫、贩夫走卒，记述内容既有治国理政之道，又有忠恕孝悌之事，既有名士风节之逸闻，又有乡野里人之趣闻，更有阴阳堪舆、杏林辨证之奇方，说事论理、谈文论经，凡所见所闻有悟于心者，无有不录，内容广博丰富，言语简短扼要，读之趣味横生之余，颇令人深思回味。由于作者所辑录之事，皆非道听途说、妄思臆想之语，每一事一例皆有名有姓，有来由、有出处，为世人留下史书之外一份可信的资讯，可补史料之缺漏，所以，清代著名史学家、浙东学派集大成者全祖望在编撰《宋元学案》时，此书引用甚多。
全祖望说，他在编撰《宋元学案》时在这本书里发现了大量其他地方找不到的资料，如：
周正夫者，谢上蔡之弟子，其人姓氏仅一见于横浦之集，而是书载其言甚富，皆能发名正学。
这位周正夫是北宋理学家、“二程”门生谢良佐弟子。诚如全祖望所言，《北窗炙輠录》中记录周正夫言行论述达十七八条之多，内容涉及他对宋仁宗的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对为官之道的论述，“宰相须识体，若不识体，如何做得”，对陶渊明的评价，“人言陶渊明隐，渊明何尝隐，正是出耳”，而记载更多的是在说人论事之外阐述“识仁”“自省”的为学修身之道，为研究周正夫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该书还记载了海宁人陆景端的事迹，陆景端，字子正，全祖望说：
陆子正者，尹和靖之弟子，林艾轩之师，其学别传于红泉双井之间，百年后尚有薪火。
这位“二程”再传弟子，曾分别受教于王信伯和尹和靖，并将所学传于林艾轩，是南宋期间重要儒学人物，《宋史》只在《艾轩传》中提到名字，却没有详细介绍，而在《北窗炙輠录》中却留下了其论《易经》、说《孟子》的较多言论，为人们研究陆景端提供了线索，所以全祖望深深感叹“微是书，则吴下源流将安所溯乎”，并“深而喜之”。
书中大量关于欧阳修、苏东坡、“二程”、张载、范仲淹、杨时、胡安国、谢良佐、张九成、汪应辰等宋朝官员、学者、思想家的记载，为宋代思想学术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背景资料，尤其是一些细节性的描述，让人触摸到历史人物的鲜活。
文中记载了宋仁宗有一天上朝时面露不悦，大臣们忙惊问为何？仁宗说昨晚感觉肚子有点饿，有点馋了，想吃个羊肉，但想想就不吃了，“由此失饥”。大臣说那你为啥不叫人给你弄来吃呀。仁宗说：“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皇帝肚子饿想吃羊肉，既上念祖宗法度，又下虑子孙多杀，所以放弃吃羊肉的念头。这一细节，使得宋仁宗“深仁厚泽”的形象更加鲜活。
书中记载的另一个故事，也表现了宋仁宗严于自律、为民着想的形象。有一天夜里，宋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歌笑之声，于是问身边的宫人：“此何处作乐？”宫人回答，这是民间酒楼的作乐声。借着这个由头，宫人对仁宗“进言”：“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宫人显然有那么一点点抱怨的情绪，皇上呀你看看，民间都如此快活，而宫中却如此冷冷清清，没个弹琴跳舞的人，这皇家竟然比不上民间，皇帝你是不是也应该在宫中弄些乐队歌女，来热闹热闹呀！宋仁宗耳根子却没有软，而是一本正经地回答：“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贵为天子，却能够想到这一层意思，所以施德操高度评价宋仁宗为“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除了记录皇帝逸事，书中记录的宋代大臣们真实交往的事例，更可以看到历史的随机与偶然。
开篇记载程颢与王安石的故事，颇令人唏嘘。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面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朝中议论纷纷，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势不两立，在朝廷上也是怒目相视、针锋相对。王安石十分焦躁，火气也很大。有一天，理学大家程颢与王安石相见，王安石见政敌来了，“盛怒以待之”，程颢却并不动怒，“和气蔼然见眉宇间”，笑着对王安石说：“今日诸公所争，皆非私，实天下事。求相公少霁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程颢肯定大家为变法争论都是为了国家，并非出于个人私利，劝他稍稍平静一些，少一些怒气，多听听大家不同的意见，互相之间多商量商量，这样事情可能就会更完善。程颢的平和之气感染了王安石，“介甫为伯淳所薰，不觉心醉”，渐渐也静下心来说：“业已如此，奈何？”程颢说，新法是可以改进。王安石也渐渐有了改法的想法，并答应第二天就向皇上秉明。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因张载的弟弟张天骥第二天在朝堂上当面“折荆公之短”，使得本已有改法之意的王安石“不胜其忿”，最终不肯改法了。程颢的和蔼之气让脾气暴躁的王安石有了改法之意，张天骥的当面指责又让王安石下不来台，暴脾气一上来，又杠上了，改法也就搁置了。所以程颐不无感叹地说：“新法之弊，吾辈当中分其罪。便当时尽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尔。”
书中还有一些名人雅士的生活日常记载，趣味横生。
文中记载苏东坡生性简率，“平生衣服饮食皆草草”，不仅“露股令搔”“麻绳约发”，还用修筑苏堤的民工炊具做饭吃，“贮陈米”而“一器尽之”，把苏大学士率性简约的个性活脱脱呈现在眼前。更有意思的是记录了苏东坡待客的两种态度，颇令人琢磨玩味。苏东坡对待来客，如果觉得跟自己不是同一路人，“则盛列妓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至有终晏不交一谈者”，看似热情之至、极尽声色之欢，实则意兴阑珊“不交一谈”；如果觉得来人是志同道合者，则“屏去妓乐”，两个人只剩下“终日笑谈”。两类人，两种态度，两相对照间，东坡先生的志向情趣跃然纸上。
《北窗炙輠录》虽是一部笔记体著作，被《四库全书》收录在小说类，但因其真实可靠、生动鲜活、丰富多彩的记述，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后人在编撰《王安石年谱》《苏轼年谱》等诸多书籍时频频引用是书之记载。
一个入祀三先生祠的饱学之士
《北窗炙輠录》内容丰富多样，记录了很多宋代风云人物，这令人好奇，记录这些人与事的作者施德操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史料对其记载十分模糊。据《咸淳临安志》《海宁州志稿》《海昌备志》等书记载，施德操，字彦执，海宁盐官人，学者称持正先生，生卒年不详。据张九成在《和施彦执怀姚进道叶先觉韵》中说“同生上下宇，共阅古今宙”推测，似乎其出生年代与张九成近似，应在1092年前后；又据对张九成《祭彦执》创作时期的考证，彦执去世时，张九成还在贬谪南安期间，故彦执应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之前，另《北窗炙輠录》中又记载了金朝宇文虚中的事，此事史料记载发生于绍兴十六年（1146）之时，故其应卒于1147年之后，同时综合张九成贬谪期间与施彦执的诗文往来推断，其卒年应该在1150至1155年之间。
施德操求学经历，已无从考证，只有一条明确的记载。《北窗炙輠录》记载“余寓秀州学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时余年二十七，而子才才年十八。”可见其曾经在秀州求学。同时，从《北窗炙輠录》中记载的大量其兄施国光的事例看，其为学受兄长影响颇深，并且与其兄门生汤良器、沈君章、孙力道、陆虞仲等人常有交流探讨。
施德操一生著作颇丰，学问很高，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有《孟子发题》和《北窗炙輠录》以及《全宋诗》中收录的两首诗。据张九成门人郎煜介绍，施德操“与横浦游从颇厚，文章学问亦其辈流也”“生平论纂甚富”，其《孟子发题》列数孟子四大功：道性善、明浩然之气、辟杨墨、黜五霸而尊三王；《咸淳临安志》云，彦执学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释。细考上述著作与记载，大致可以勾画出施德操的学术脉络。
从《北窗炙輠录》中可以发现施德操对所记述内容的择取上，大多有自己的思考、评价、倾向，这反映出其儒学取向多宗于“洛学”，对于“二程”“识仁”的学说深为信服。书中记载的上百个故事虽涉及为政、为官、为学、为医、为商各个领域，然行事为人皆“依理而行”“忠恕并用”“至诚正心”“戒慎戒恐”，一切从识得一个“仁”字始。这可以从施德操宋仁宗不忍开夜里吃羊肉先例的评价“仁矣哉、仁矣哉”窥知。从他大量记述程颢“和气蔼然”劝王安石，知金华县时巧断宅居藏钱案、老医抢子夺财案以及伊川收张思叔为徒等事例来看，其思想多尊“洛学”一脉。尤其是关于张思叔的记载，把“二程”关于“读书人人有份”“无贵贱高下，但有志于学者，即受之耳”的思想展露无遗。由此可见，施德操“学有本末”，宗“二程”一脉，强调正心修身、诚意笃行。
但仔细研考，除主宗“洛学”外，他对老庄之学、释氏之理乃至苏门蜀学亦颇有涉猎，并常有精到之体悟。全祖望所说之“主孟子排释氏”，似有可商量的余地。
施德操学识高超、见识过人，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可惜的是，其有“伯牛之疾”，终生未能婚仕，颇令人唏嘘。淳熙三年（1176），盐官县令魏伯恂在县学内设立三先生祠，列张九成、施德操、杨璇三先生肖像而祭祀，并作《祭盐官三先生文》，使后人不忘其德行风骨。
与张九成一对挚友的相处境界
从各类文献、各方记载都表明张九成与施德操是挚友。
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无垢居士、横浦居士，海宁人，绍兴二年（1132）的状元，官至礼部侍郎，权兼刑部侍郎，曾为经筵侍讲，师从杨时，为“二程”再传，同时在自身践悟基础上，提出“心即理”“仁即是觉”的思想，于理学中开出“心学”一脉，下启陆九渊“金溪之学”，被尊为“心学”之开创者、奠基人。
张九成与施德操同为盐官人，从小便结识，是从小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发小，感情颇为深厚。
在《北窗炙輠录》中，施德操提到张九成有十多处，对张九成事迹记述非常详细，对他的一些观点相当认同。如张九成说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时认为“外物岂可必，而圣人之言乃如此，盖圣人之气不与兵气合，故知必不死于桓魋”，施德操认为这番观点是“天下高论，古人所未到也”，并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予亦以谓古人文字皆圣贤之气所发，虽一诗一文，亦天地之秀气”。又如对于张九成“作史之法，无他，在屡趣其文耳”的观点，施德操也很认同。
张九成被贬南安，在瘴气横行、交往断绝之地，施彦执屡屡与之通信，慰藉其孤苦寂寥之心。张九成在《彦执赏予诗》中是这么表达的：
年来百念灰，求友良未己。
一日鼠逐来，万事风过耳。
忽得故人书，惊喜或不寐。
可见在南安谪居之时，能够得到友人书信是多大的安慰，难怪连觉也要睡不着了。而当凌景夏详细告知施德操的近况，得知其“处静有闻，所得益高，发於言辞，粹然可录”时，张九成也为老友学术的精进无比高兴，并回信详问其家人孩子的情况，叮嘱“令嗣令孙读书当日进，此千里驹也，其爱护之”，言辞恳切，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张九成八岁即立下“以圣言为法”的志向，倾心圣人之学，施德操亦是醉心儒学，精研不止，两人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和修身之道，既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精神上的同道，同气相求，互促互进，精进不止，堪称挚友。这不仅是对对方的认同，也有独立而善意的批判。
如对施彦执的诗句“春风两岸客来往，红日一川莺去留”，张九成认为其“不见柳而柳自在其中，语亦工矣”，然与刁文叔的《春时旅中》一比较，则工虽工矣，但致思却不足。又比如对于《孟子发题》中的观点，张九成认为“亦是一见，然谓之功，似亦未善”。同样，对于张九成关于“圣人在上，其气正。其气正，故福祸之应亦正”的“福祸论”，施德操认为能提出这样的观点非常不错，但“疑其不验也”，也对张九成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
挚友之间既同气相求，互相慰藉、激发，又各有主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张九成与施德操两个人构建了一个挚友的真实境界。
所以，当彦执先去时，张九成无法掩饰内心的疾痛，“呜呼彦执！”“呜呼痛哉！”“其所悲者，以公之才而不显于世，以公之德而至于无后。觞酒豆肉，千里致奠，呜呼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