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建中
36号是一条弄堂，能够成立，得益于两旁二层楼的两幢老房子。老房子墙皮剥落，露出上个年代的小而薄的青砖，码得整整齐齐，有些砖缝里还顽强地长出了一两株蕨类植物。
36号弄堂里住了35户人家，每家每户都很小，没有卫生间的，痰盂罐拉屎拉尿，统一倒入公共厕所里，乡人会定时来掏粪清理。
弄堂口的陈阿婆，开了一家杂货店，补充南货店的不足，还兼营了一些火纸、花圈这类的殡葬用品。我们小孩子害怕，从来不敢进去买东西，害怕做噩梦。
36号弄堂的原住民都是从小镇上来的居民户口，应该也算是城里户口。我爸是一个老牌中专生，在效益不好的铸钢厂上班。他家里穷，讨不到城里老婆，娶的我妈是乡下户口，铸钢厂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模具，有技术含量。铸钢厂的行政科长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领导，厂里没有集体宿舍，行政科长千方百计给我爸弄了这里的房子，我也就跟过来了，我妈没有来，两地分居。
每当夜晚，小学的操场上时不时放映露天电影，这种娱乐活动，是引领了那个时代的前沿时尚。放映《地道战》后，36号弄堂里不时飘荡着激烈高昂的“地道战，嘿”。小弄暂时失去宁静文雅，热烈而奔放，连弄堂两边的青砖黑瓦也感染了活力色彩，不再那么死气沉沉了。直到看了《苦菜花》后，青砖黑瓦才恢复了本色，36号弄堂的人也平静了下来，感觉到肚子还是吃不饱，国家粮食还是限量供应。
弄堂里还涌动着另一种色彩。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使少女们热议着女主角的长波浪秀发和高跟鞋，但仅仅停留在羡慕层次，物质生活离高跟鞋还相去甚远。有几个成熟点的，就用铁丝弯成梳子状，在煤炉子上烧红，稍微冷一下，去卷自己的自然直头发，还真的卷出了波浪，但免不了一些头发烧焦了，变成了黄头发。《杜鹃山》一放映，柯湘式发型又成为少女们的最爱，她们纷纷剪成短发，又用铁丝烧烫了折磨自己的秀发，让自己的短发在耳根下向前向上弯出俏丽的钩儿。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弄堂里度过的。在那剑拔弩张却又流光溢彩的年代，我们这帮野孩子在那里疯玩。我们彼此会取各种各样的绰号，在甪里街上挖几个小坑打弹珠，官兵捉强盗，在暗暗的楼道里捉迷藏。最出格最危险的是跳到平湖塘（明明在嘉兴，为啥叫平湖塘）里游水。平湖塘真宽啊，我们不敢横渡的，就是在河埠头拍水，弄得一团团浑水，还是乐此不疲。
我们用橡皮筋绑在树杈子上做成弹弓，盯着河边泡桐树上的麻雀，要把它们打下来，因为麻雀是“四害”之一。但奇怪的是，我们费时费力费本钱做的皮弹弓，就是打不下一只麻雀。麻雀肯定是有不简单的本领，不是我们这些小屁孩能消灭的，这个游戏玩得时间不长就偃旗息鼓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里水清，河里鱼虾多得不得了，拿个淘米的饭箩在石埠头淘米时都能兜上几条鱼几只虾。稻田里垄沟里河蟹正是满地爬的时候。我们这一群野孩子就走出36号弄堂，一路向西去乡下的垄沟里摸螃蟹。
我们城里孩子下乡来，农家孩子就从家里跑出来欢迎我们。我们一起摸螃蟹，有时就在场地上玩官兵捉强盗。我们一直做“官兵”，要求他们做“强盗”，他们也乐意没有怨言。因为我们手里有带倒刺的正宗钓鱼钩，一钓一个准，而他们用的是一根缝衣针弯的鱼钩，鱼被钓到半空中，尾巴一甩一阵挣扎就脱钩了。他们一心想得到我们的鱼钩，一直讨好我们，形式主义做个“强盗”没什么大碍。
交往多了，吵个架是常有的事。暑假里，我们用有倒刺的鱼钩与农家孩子比赛钓鱼，他们总是输。但摸螃蟹我们就不行了，“馒头”被农家孩子“黑皮”怂恿摸一个小蟹洞，手臂使劲伸进去后就拔不出来了。我们这些城里孩子优越感一下子荡然无存，没有一个人想出救人的法子。“猴子”哭着说只有把“馒头”的手臂砍掉，我们才能一起回家。这时，“黑皮”说话了，只要交出两个你们的钓钩，就帮你们想办法把手臂完好无损地拔出来。我有鱼钩，在大家的期待里，扭扭捏捏交出两个钓钩后，“黑皮”回去拿来一个深沟锹，把洞旁的泥挖掉后解放了“馒头”。“馒头”很感激我，一直是我的铁杆兄弟。这一仗，农家孩子完胜。
铸钢厂98年就倒闭了，我们一起回到了钟埭乡下。36号的兄弟姐妹几十年没有音信了，至今回忆起来分外美好。去嘉兴城里，甪里街还是必经之路，看着它一点点改变，一直不陌生，好像不曾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