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江
根据多位博主提供的线索，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恶意投诉已成黑产，名为“打号”的团队通过捏造事实或用AI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致他人视频下架甚至封禁账号，以此要求博主支付“保护费”，或收钱替品牌方“平事”。有“打号者”在群里发截图，炫耀称“1个月挣了5万多元”。
针对短视频的恶意投诉，堪称低成本、高收益的“精准打击”。投诉者只需捏造材料或利用AI生成文本，便能触发平台的自动下架机制。新京报记者在征得一位同事的同意后，对其一条视频进行投诉，两个小时后，该条视频被下架。
更致命的是，投诉者同时握着下架与恢复两把“钥匙”——创作者恢复视频需要经历漫长的申诉迷宫，而投诉者收到钱后撤诉，作品便能瞬间解封。平台审核机制的漏洞在这场黑色交易中暴露无遗。
现在主流的AI审核机制，能对明确违规的用语和图片作出快速判断，却无法识别举报材料的真伪，更无法理解内容语境。面对海量投诉，系统倾向于先下架再复核，把举证和申诉的沉重负担完全甩给创作者。投诉通道处理迅速，申诉流程却漫长复杂，这种程序上的“倒挂”，等于给恶意投诉者发放了一把利器。
平台对此并非不知情，但在合规压力下更倾向于选择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应对方式。下架一条视频比核实一条投诉要简单得多，封禁一个账号比甄别投诉动机要容易得多。这种“宁枉勿纵”的策略，表面上是在履行审核责任，实际上是把管理成本转嫁给了无辜的创作者。平台不愿投入足够的人力去甄别恶意投诉，最终让投诉变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
从法律层面审视，伪造材料恶意投诉已涉嫌诬告陷害、敲诈勒索，甚至构成损害商业信誉罪。但在现实中，创作者维权处处碰壁，报警常被一句“平台内部事务”挡回，走民事诉讼又面临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的困境。法律救济通道不畅，与平台审核漏洞相互叠加，客观上助长了恶意投诉者的嚣张气焰。
平台不能一边享受着内容创作者带来的流量红利，一边把审核成本和安全风险完全转嫁给创作者。投诉权是平台赋予用户的公共治理工具，平台有义务确保这个工具不被滥用。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审核机制不能完全倒向前者。
每次恶意投诉得逞，都是对创作者热情的一次消耗。如果一个平台上的创作者要时刻提防暗箭，要靠交“保护费”来保住作品，这个平台的生态就出现了严重病变，恶意“打号者”月入5万元是对平台公信力的极大嘲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平台审核机制该升级换代了，否则，被“打掉”的将不只是账号，更是整个内容生态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