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自强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中说：“余作此记成，以示俞子秉渊，亦以为确寓张侯家事。”这个“俞子秉渊”，名叫俞思谦，字秉渊，号潜山，也是盐官人。
俞思谦是周春的朋友，也是早期《红楼梦》的评阅者。周春在写《阅红楼梦随笔》时，时常和俞思谦讨论，周春的评论在1794年十月还在写，这年的九月，俞思谦就写了《红楼梦传奇序》，接着又写了一首《红楼梦歌》。这首长诗很有特色，是化用古人（多为唐人）成句，来概括《红楼梦》全书主要情节，如用“两心相照两相疑，两处缄愁两不知”，来描摹宝玉黛玉的爱情，真切感人。俞思谦也赞同周春的“张侯家事”说，《红楼梦歌》开头就是：“金陵自昔擅繁华，况是通侯阀阅家。画戟东南开甲第，朱轮朝暮过香车。”这首《红楼梦歌》附于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内，后被陈钟麟（字肇嘉，号厚甫，苏州人，清代戏曲作家）昆曲剧本《红楼梦传奇》置于卷首，名为《红楼梦集古题词》；《红楼梦传奇序》只刊刻于《红楼梦传奇序并题词》（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
俞家还有一位俞兴瑞（字吉晖，号霞轩），也是一位《红楼梦》粉丝。嘉庆十四年（1809），萧山人沈谦写了一篇以赋体形式来评论《红楼梦》的《红楼梦赋》，并请人配图成册。引来一批“读红”文人附和评论，俞兴瑞即作了一篇《稻香邨课子赋》。俞兴瑞之父俞超，与仁和县（今杭州市内）的舒元炜是举人“同年”，关系密切。而这舒元炜，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整理抄写了《红楼梦》并作了序，这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舒序本”，比最早的刻本“程甲本”还早了两年。俞家人爱读《红楼梦》，很可能是从这里来的。
俞思谦的儿子俞宝华，不但读“红”评“红”，更是见贤思齐，著了一部《红楼梦》的续书：《红楼圆梦》。
俞宝华（1760—1816），字云庄，号石菌，又号莲石。俞宝华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藏书家王端履（字福将，号小谷，萧山人）的《重论文斋笔录》。俞宝华才华出众，“为文章操笔立就，尤工于诗，高华亮拔，情深而文明。”但有点恃才傲物，嗜酒放诞，“不屑就绳墨，善谈议，酒酣以往，论学术源流，人物臧否，古今事成败得失，风发泉涌，间杂谐谑，往往倾其座。”后来受知于阮元，参与《两浙輶轩录》及《两浙輶轩录补遗》的编纂事务。俞宝华在科举上很不得志，屡试不中，他有首《漫感》夫子自道：“头颅五十老无闻，落拓江湖自卖文。偻指江湖几同队，半归黄壤半青云。”后来总算在嘉庆十五年（1810）中了副贡。所谓副贡，即副榜贡生，在乡试录取名额外列入备取，与正榜举人相差颇大，不能参加会试。俞宝华做了个州判的小官，在57岁时得鼓胀病去世。
在士大夫看来，写小说算不得正经事，因而《红楼圆梦》的署名是“临鹤山人”，里面作者自称“梦梦先生”，以致都不知这“临鹤山人”是何人，到现在书上的署名还是“临鹤山人”或“梦梦先生”。其实管庭芬嘉庆二十三年（1818）的日记中写到了作者：
元宵日樵芸过访，并携近刻《红楼圆梦》见赠，云吾乡俞莲石副车所著，词意浅鄙，已入稗官家最下乘，惟中所载《新年杂事诗》尚足解颐，因存之。
副车即是副贡，“俞莲石副车”，显然就是俞宝华了。管庭芬是海宁学者，师从考据学家周广业（周春侄子）之子周勋懋，与俞宝华也时有来往，所记自然可信。《红楼圆梦》早出嘉庆写刻本题有“红蔷阁藏板”，而俞宝华的诗集叫作《红蔷阁诗略》。
《红楼圆梦》于“嘉庆甲戌孟冬新镌”，即刊刻于嘉庆十九年（1814），共三十一回。其主旨如俞宝华在“楔子”中所言：“把假道学而阴险如宝钗、袭人一干人都压下去；真才学而爽快如黛玉、晴雯一干人都提起来。”因而对《红楼梦》人物结局进行颠覆性改写，林黛玉复活，并获封淑惠郡主，贾宝玉还俗助贾政治水，二人奉旨完婚，薛宝钗则因冒名婚姻被遣返。黛玉总揽家政，使贾府重新兴旺。贾宝玉点浙江巡抚，赴任剿除浙东洋匪并治理浙西漕务，功成凯旋，封定国公。最后是宝玉大学士，与一妻十一妾于大观园曲尽室家之乐。
《红楼圆梦》的文学成就自然不能与《红楼梦》相比，但它是《红楼梦》一百多种续书中较早的一部，在“红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徐嗣曾、周春可能不知道，在他们惊艳于《红楼梦》之时，还有一个盐官人也在北京读起了《红楼梦》，这人叫陈石麟。
乾隆年间有位历任刑、兵、吏部尚书的吴璥（字式如，号菘圃，钱塘人），家里藏有一部《红楼梦》钞本。陈石麟在京为官，就从朋友吴璥这里借来《红楼梦》观赏。从陈石麟及吴璥的生平可知，这事当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五十三年（1788）之间，也就是说，在“程甲本”之前，还可能在徐嗣曾之前。
陈石麟对《红楼梦》大为赞叹，过了二十多年，还对盐官来京的小孙子说起《红楼梦》这部奇书。小孙子记住了，在他17岁那年，终于买到了《红楼梦》刻本（从其评论看，应是“程乙本”，即“程甲本”的修订版）。一读之下，大有感悟，就像前辈周春那样，也著了一部评论。这个小孙子名叫陈其泰，这部评论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桐花凤阁评红楼梦》。
陈其泰，字静卿，号琴斋，别号桐花凤阁主人，盐官人，是著名的“渤海陈氏”（因经常居住在海盐，不少论著称其为海盐人）。陈其泰的生年，一般根据《海宁渤海陈氏宗谱》的“生嘉庆庚申正月十一日”，认为是嘉庆五年（1800），但在《清代硃卷集成》上，记载为“陈其泰，字静卿，号琴斋，行一，嘉庆辛酉正月十一日吉时生，嘉兴府学廪贡生”，即嘉庆六年（1801）。宗谱是后修的，而应试时所填写个人信息，是本人于试前所填，绝不能错，否则就要除名。故陈其泰的生年当是1801年。
陈其泰“少负奇才，童年入泮”，年轻时，“天资高敏，文笔雄健，势若建瓴，不可遏止。诗古文辞，无所不长。剧谈时事，议论风生。经济文章，渊源有自”，而且“骈体诗词，无不擅长”。但在科举上却是高开低走，虽然“岁科屡试冠军”，却怎么也考不中举人，只好在道光八年（1828）“遵例报捐”，弄个廪贡做做。后来总算在道光十九年（1839）中了举人，此后多次参加会试，总是无缘进士。陈其泰一生，只做过云和训导、长兴教谕一类的小官，也做过一段时间幕僚。身负奇才而沉沦下僚，其内心之愤懑、不平可想而知。这种心态也隐约体现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中。
大概是在25岁时，陈其泰开始写作《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这部评论分为回目修改、眉批、行间批和总评四类，总计20余万字。《桐花凤阁评红楼梦》是最早把前80回和后40回作明确区别，也就是明确后40回非曹雪芹原著，而是他人续作。这在现在是常识，但在嘉庆年间却是一大创见。而他的评论，也是对后40回多有批评。
在第81回的评点时，陈其泰就说得十分肯定：“自此回以后，系另一人续成之，多与前八十回矛盾处。”而在“总评”中，陈其泰对后40回的观点是：
后四十回集腋成裘，故多败笔，必大加删改，方与前八十回相称……作书者未及琢磨完善，传抄者亦不参究精纯。
但对后40回，陈其泰也不全盘否定，而是认为：“看后四十回书，只可节取其大段佳处，不必求其尽合也。”
在《红楼梦》人物评价上，陈其泰是鲜明的“拥黛贬钗”，对林黛玉极为同情，如第97回写到黛玉焚稿，陈其泰说：“仆谓读此回而不流涕者，非人情也……若此回焚绢子，焚诗稿，虽铁石心肠，亦应断绝矣。屈子吟骚，江郎赋恨，其为沉痛，庶几近之。”认为黛玉焚稿与屈原《离骚》、江淹《恨赋》一样感人至深。至于薛宝钗，陈其泰认为其人“奸恶极矣”，连带着“拥钗派”王夫人、王熙凤、贾母等亦无好言。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在《红楼梦》的文本优劣、人物形象、小说艺术等方面多有创见，在“红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杭州大学教授刘操南在杭州市图书馆发现了陈其泰的评红手稿，如获至宝，整理为《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一书，出版时题诗四首，其三云：“桐花凤阁仰才名，披卷浑如解宿酲。细检续书多妄谬，纵谈艺事亦晶莹。九天谁铸顽灵质，千载人伤木石盟。休道红楼非宦海，针锋相对剧分明。”如红学家王达津所言，这部评论，“是继承李贽、汤显祖等人的小说戏曲理论和评点精神来评《红楼梦》的，自然是大有关系于中国小说论点的发展的一部书，是具有优良传统的。”
在嘉庆、道光年间的盐官，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读红圈”，除了周春、俞思谦、俞宝华、陈其泰等人外，还有像祝崧三（字封山，号仁泉），是俞宝华的侄婿，作有二十多首“读红诗”。以传奇《骕骦裘》出名的戏曲作家许树棠（号憩亭），是俞思谦的姻亲，也写过一篇《吊潇湘妃子文》，悲悼黛玉。周春的学生钟大源，也作有“读红诗”。还有一位杨承绪（字庄扶，号柳堂），以及“海昌女史”（女画家李因）等，也都写有读《红楼梦》的诗。一个江南小城而有如此多又如此高水平的“评红”朋友圈，也是“红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也正是在如此深厚的积淀下，几十年后，盐官人王国维写下了“红学”史上的旷世杰作《红楼梦评论》，为20世纪《红楼梦》的文学美学批评提供了经典的学术范型，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
□延伸阅读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余论 （节选）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其说要无所本。案性德《饮水诗·别意》六首之三曰：
独拥余香冷不胜，残更数尽思腾腾。
今宵便有随风梦，知在红楼第几层？
又《饮水词》中《于中好》一阕云：
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
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
又《减字木兰花》一阕咏新月云：
莫教星替，守取团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红楼之字凡三见，而云梦红楼者一。又其《亡妇忌日作·金缕曲》一阕其首三句云：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
葬花二字始出于此。然则《饮水集》与《红楼梦》之间稍有文字之关系，世人以宝玉为即纳兰侍卫者殆由于此。然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
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信如此说，则唐旦之《天国喜剧》，可谓无独有偶者矣。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遇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且此问题实为美术之渊源之问题相关系。如谓美术上之事非局中人不能道，则其渊源必全存于经验而后可。夫美术之源出于先天抑由于经验，此西洋美学上至大之问题也。叔本华之论此问题也最为透辟，兹援其说以结此论。
……
由此观之，则谓《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
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其是与非不待知者而决矣。读者苟玩前数章之说，而知《红楼梦》之精神与其美学伦理学上之价值，则此种议论自可不生。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而我国人之所聚讼者，乃不在此而在彼，此足以见吾国人之对此书之兴味之所在，自在彼而不在此也，故为破其惑如此。
图片：清孙温《红楼梦》旅顺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