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应丽斋 周佩佳 插画 张利昌
图片由渔民村提供
“船身要平，不能左摇右晃。”“船桨吃水要均匀，拉桨要用力。”6月19日下午，嘉兴西南湖水面上浪花飞溅，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踏白船表演赛落下帷幕，嘉善姚庄队再次率先冲线，创下连续17年夺冠的传奇。
姚庄队为何能17年保持如此战绩？其中有个绕不开的原因——队员都来自渔民村。他们世代是渔民，或从小生活在渔船上，或仍从事渔业养殖。船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曾经的交通工具，更是他们昔日的家，也是养家糊口的饭碗。
静卧在姚庄北部的渔民村，曾是嘉善县第一个“万担渔村”，在20世纪90年代更是创新性探索鱼鳖混养模式，诞生了远近闻名的“六塔鳖”，至今依然被人惦念。
本期，百村行采访组走进渔民村——浙北地区唯一的全部由淡水渔民组成的成建制行政村，我们想追问的不仅是关于踏白船和六塔鳖的盛名。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浪潮中，这片曾经滋养了世代渔民、见证岁月变迁的水域，如何赓续渔文化？当水产养殖面临更高食品安全要求时，能否倒逼渔业养殖攀登价值新高峰？
【提问】 从以船为家到陆上安居，渔民怎么完成“第一次上岸”？
渔民村北邻太浦河，对岸便是上海。曾经有一批渔民沿着太浦河捕捞，以船为家、捕捞为生，过着“水上漂”的日子。渔民村党支部副书记周亮亮的祖辈就是其中一员。
“渔民的全副身家就是这条船，家人在船上，生活也在船上。”对于今年40岁的他来说，童年记忆里的家，是一条宽2米、长12米的渔船。“小时候顽皮，在船头玩耍不小心掉下水了，在船尾掌舵的老爸顺手一把就把我捞起来了。”儿时的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但对于肩负养家糊口重任的祖辈来说，回忆里更多的是酸楚。
20世纪60年代以前，渔民就像“游牧民族”，船到哪、家人在哪，家就在哪，“一家一船一副网，祖孙三代挤一船”成了多数家庭的写照；渔船破漏，渔具简陋，“一橹三蚌壳，要命自己兜”是他们常面临的境地。
“如果运气好，一网撒下去有鱼，那今天就有饭吃了。”周亮亮回忆祖父母曾说过的话，如果遇到刮风下雨就无法出船，当天就没有收入，“像今天这样四五级的风，我们觉得很凉爽，但对于渔船来说就很危险，没有遮挡的外荡就不能去了，只能靠岸边捕鱼。”
靠天吃饭的渔民，当时非常羡慕有田有地的农民。“渔民没有土地，粮油米面都要买，那时家里普遍有五六个孩子，上顿不接下顿，粥都喝不饱，只能掐野菜充饥。”周亮亮说，极端困苦之下，甚至有渔民将孩子送给农户抚养，只为让孩子有口饭吃。时至今日，周边村里还流传着“孩子是渔船上抱养来的”这种说法，实则是对那段温饱不济时光的黑色幽默式调侃。
转机出现在1968年，政府开始对渔民进行连家渔船社会主义改造，鼓励渔民陆上定居。根据家庭人数，渔民可以分到宽4米、深5米或7米两种规格的“渔改房”。“一家七八个人住在28平方米的屋子里，虽然拥挤，但还是比在船上舒适多了，至少不用猫着腰在船舱里钻进钻出，也不用担心风吹雨打了。”周亮亮坦言。
此后，随着经济条件的明显提升，上岸的渔民开始考虑改善居住环境，20世纪80年代有“先进分子”提交申请建起了自建房，让子女分户居住；到了20世纪90年代，流行到姚庄镇上购买商品房。“当时能在镇里买得起房，是很有脸面的一件事。”买房的人之中，数渔民村的最多。周亮亮的一句话道出了彼时渔民的无限风光，“有些人家眼光高，甚至去县里买房，率先走向了城乡融合。”
2017年，时代大潮再次向渔民群体涌来，终将他们全部“推”上了岸。这年，随着水域生态整治的开展，全域水域腾退随之而来。不同于以往鼓励性质的零星征收，这次腾退中，连家渔船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政府参照失地农民政策，对渔民实施“养老+住房”双重安置，最后的“住家船”被征收，渔民彻底“洗脚上岸”。
周亮亮家也在这轮政策中彻底告别渔民身份，不仅抽签搬迁入住商品房，66岁的父亲每月还可领取养老金近2000元，64岁的母亲约有2400元。“非常满足了，不仅为我们子女减轻了赡养负担，也让老人的生活更有依傍。”他笑着说道。
从“水上漂”到“渔改房”，再到“自建房”“商品房”，这背后是国家一次次为渔民开放和倾斜的政策支持，改变的是渔民的居住环境，但不变的是他们心中那些关于风浪的记忆。浪打渔船晃悠悠，但渔民总有办法行稳致远。
【追问】 怎么让渔民口袋富起来，实现“第二次上岸”？
浩渺辽阔的湖荡下，暗流猝不及防。当面临市场经济全新的机遇时，从历史夹缝里艰难翻身的渔民更加用力地跳起来“摘桃”，由此，渔民村翻开了水产养殖的新篇章。
1982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原先集体的鱼塘也开始分配给渔民，由包塘到组逐渐变成包塘到户。“为自己干活，大家的热情更高了，对鱼塘的管理也更尽心了。”现任渔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项建军家里，当时分到了近11亩鱼塘，养起了草鱼、鲫鱼等。
那时，养鱼不需要太大投入，鱼贩定期上门收购，经济效益十分可观：1985年，渔民村渔业产量超过500吨，成为嘉善第一个“万担渔村”；1988年，渔业养殖和外荡捕捞的总产量已超过676吨，渔业总收入305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元。“那时候渔民家庭的收入已经明显超过农民家庭了，从羡慕农民到被农民羡慕，我们终于抬起头来了。”项建军笑着说。
渔民的好日子还没过上多久，市场经济的冲击又兜头而来，物价上涨，养鱼成本也大大增加。世代与水共生的渔民，手里仅有的资源就是一眼就能望到头的鱼塘，还能有何作为？答案是向外学习经验、向内深挖潜力。
1991年，原先在乡镇从事农产品技术开发引进工作的渔民曹阿留率先打开局面，在一次去湖南“取经”的过程中，他带回了甲鱼养殖的新技术。当年下半年，他与其他两户渔民筹办了渔民村第一家甲鱼场，合作办起了“特种水产实验场”，进行亲鳖人工培育—产卵—人工孵化。没想到，他们一举成功，次年，产仔鳖近3000只，产值更是一路飙升。
别人看到效益好、路子能走通，也开始纷纷效仿。最“壮观”的时候，渔民村已无地可用，要借用隔壁村的地，能挖塘的地方都被挖成了深度超过3米的鱼塘，专门用来自繁自育仔鳖。
在利益驱动下，大家一哄而上。市场行情最好的时候，刚孵出来、仅硬币大小的仔鳖能卖到30元一只。“只要孵出来的甲鱼是活的，30块钱就有了。”项建军对此记忆深刻，但由于技术难度不高，同行业竞争激烈，价格很快就回落，每只降到20多元、10多元甚至几元。“当时就像刮了一阵风，算是走过的一段弯路，最后大家才真正认识到，只有把甲鱼养好，才是长久之计。”
1993年，有渔民尝试在成鱼塘内投放甲鱼，进行鱼鳖混养的试验。“甲鱼冬天钻泥，天气热了才出水换气，没有固定水层，所以能与四大家鱼共养，不会互相影响，反而能更大程度利用鱼塘。”项建军解释道，他家也较早实施了鱼鳖混养。他算过一笔账，鱼鳖混养的收入能在纯养鱼的基础上实现翻倍。
养鳖出现了“人传人”现象。到1996年，渔民村的养鳖产业已覆盖仔鳖繁育、温室养鳖和鱼鳖混养，渔民村也成为全省最大的养鳖基地。这年，六塔鳖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取得“六塔”商标，该公司成了嘉善首家拥有自己品牌的渔业生产企业。
六塔鳖是太湖水系中华花鳖。大塘深水的鱼鳖混养模式“误打误撞”模拟了野生鳖的生态环境，加之投喂的还是泥鳅、螺蛳、猪肝等饵料，这便成就了六塔鳖的高品质，它的名气也越来越响。有记载显示，2007年六塔鳖销量达到17万公斤，成为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市场上的抢手货，平均每公斤价格在160元以上；2010年春节期间，最高售价每公斤达到256元，远超同期的家鱼售价。
拥有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浙江省名牌产品、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中国名鳖”等称号和荣誉的六塔鳖，不仅让渔民村打响了品牌，更让渔民挺起腰杆，体会到了认定一个目标并为之共同努力的喜悦。
“不管是鱼鳖混养还是六塔鳖这一品牌，它们得以迅速推广，主要是因为村民心齐，大家我教你、你教他，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增收。”项建军这样总结。朴实的渔民学到了技术不会藏着掖着，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决心和担当，再一次淬炼出渔民坚韧、团结和互助的集体品格，也让大家冲破资源匮乏与市场冲击的困局，又一次向水谋生。
【叩问】 新时代浪潮下的“第三次上岸”，如何续写鱼米之乡的盛名？
每年端午节临近，渔民村又会热闹起来。今年从5月底开始，周亮亮再次召集12名队员开始集训踏白船，“找人越来越难，今年也是好不容易才凑齐。”从老支书手里接过教练指挥棒的他，深感“压力山大”。
压力一方面来自既往的辉煌战绩——年年摘得桂冠；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达到52岁，最年长的队员陈三宝已65岁。夺冠纪录保持得越久，就越发惴惴不安，“年年拿冠军，如果突然没拿，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周亮亮那几天把“拼了”两字挂在嘴边。为了延续这份荣光，队员们在这20多天里集中训练，每天两个小时，只为在比赛的几分钟内能够遥遥领先。
6月19日下午，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踏白船表演赛再次在西南湖上演，队员们奋力划桨拼尽全力冲过终点的时候，岸边观众为他们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们不负众望，实现了17连冠。
“踏白船很难吗？”“难，绝对是个技术活。”面对疑问，周亮亮的语气分外肯定。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还要继续？”有此疑问的人不在少数，甚至连周亮亮的爱人和孩子也对他假期不能在家颇有微词。
“刚开始是好奇使然，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骨子里对渔文化的敬畏和传承。”深聊起踏白船，周亮亮的目光再次亮了起来。
“去年我特意借来一把橹，摇船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和朋友家的孩子，从村头摇到村尾。”“渔后代”们坐上船开心不已，但他们都不会摇船了，更不会养殖。那一刻，周亮亮看着远处的高楼，心中五味杂陈，意识到渔文化的传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曾经为了“活下去”而羡慕农民的年代，到为了“传下去”而担忧技艺断层的今天，渔民村的命运始终与水相连，也终究绕不过六塔鳖这个标签。
去年，姚庄引进了“生态+智慧+商业”发展模式的绿仓渔业养殖项目，周边养殖户负责分阶段把鳊鱼养大，绿仓“订单式”收购并进行吊水处理，最终达到高标准出货的要求。“这个模式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鳊鱼可以这样养殖，六塔鳖是不是也可以呢？”项建军多次与绿仓渔业负责人沟通学习“取经”，最终形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如果不主动求变，六塔鳖可能会长久‘冬眠’，陷在粗放养殖的泥潭里，无法适应当前和未来的市场需求。”
变则通，通则久。没想到，报告得到了镇里的大力支持，经层层上报后，新项目“水循环生态养殖基地”得到了上级部门200万元的资金支持。“我们原本打算用村集体仅有的40万元来干这事，但没想到现在不仅不用‘挖空家底’，还给我们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项建军松了一口气。
眼下，新项目尚在有条不紊推进中，但可以明确的是，现代渔业的养殖方式正在逼退传统粗放养殖。“我们鼓励渔民无抗养殖，要有底气给每只从渔民村卖出去的六塔鳖都附上溯源二维码和检测报告，让顾客放心消费，重新打响六塔鳖的名号。”项建军说。
当船桨变成方向盘，当船舱变成楼房，当渔具被收入陈列馆，“渔”的色彩似乎正在这个村里淡下去：踏白船队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洗脚上岸却依旧深谙水性的老一辈渔民逐渐老去；“渔二代”“渔三代”外出读书工作，他们中或许很多人分不清橹和桨的区别。
物理形态的终结，给这个村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渔民的“第三次上岸”，或许是关于渔文化的传承，或许是关于新时代渔业养殖的创新，而那些关于风浪的记忆、关于韧性的故事、关于踏白船的呐喊，早已晕染成了新篇章里的底色，共同续写着江南水乡的盛名。
※村庄名片
渔民村
渔民村位于嘉善县姚庄镇东北部，太浦河南岸，水陆交通便捷，是一个以养殖、捕捞为主的专业渔业村，是浙北地区至今唯一的成建制淡水渔村，也是嘉善县渔文化保存最好的一个村。
全村总户数182户，总人口为684人。现有水产养殖面积1645亩，有内塘鱼鳖混养、围荡养殖和名特优品种养殖多种模式。先后获评省级民主法治村、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浙江省卫生村、嘉兴市文明村、市级生态村等荣誉称号。
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渔资源，加上长期积累的捕捞和养殖经验，使渔民村的鱼产品和积淀的渔文化闻名一方。近年来，渔民村还把乡村振兴与观光休闲农业、现代化农业示范相结合，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渔民村村民组成的踏白船队伍，已经连续17年在嘉兴端午民俗文化节踏白船表演赛中获得冠军。
※村书记的心愿 63
党建赋能促发展
“两防一销”筑根基
我是渔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项建军。我们村的产业是养殖业，虽然比较单一，但是世代传承下来的手艺，我相信只要在党建的引领之下把养殖业搞好，老百姓就会生活富足，村集体经济就有发展，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具体来讲，养殖业的关键是“养得好、卖得好”，所以“两防一销”工作是我们接下来要着力推进的事，也是我的心愿。
防病——强化专业指导保增收。我们的生态鱼鳖混养模式是甲鱼和四大家鱼套养，要想养得好，就要甲鱼和鱼的产量高、折损少。其中，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很关键。近几年，甲鱼养殖发病频繁，有几家养殖户损失惨重，甚至个别塘口全军覆没。为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接下来，我们计划邀请养殖专家，按需开展养殖病害防控相关知识培训，同时，还要和县农业农村局的专家对接，尤其是退休了且懂养殖病害防治的专家，争取邀请他们到村里驻点，对病害防治进行专业化指导。
防盗——升级安防设施守成果。我们的养殖园区是集中式露天的鱼塘养殖，养殖的甲鱼又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因此，引来了一些不法之徒。过去就曾发生过“顺手牵羊”的案例，个别案例至今还未追回损失，偷盗行为已成了养殖户的一个心病。今年，村“两委”决定升级安防设施，在原有的基础上追加投入，在村主要出入口新装12个人脸识别高清摄像头；在村口架设露天大显示屏，实时投放主要路口监控画面，筑牢养殖区安全防线。
拓销路——破解产销难题。受市场大环境影响，近几年水产品销售并不景气。2025年，全村甲鱼产量在200吨左右，但到年底留在塘里还未销售的甲鱼达到近100吨，形势不容乐观。帮助养殖户拓宽销路是接下来的一个重点。一方面，我们劝诫养殖户不能使用不合规的药品，这是让六塔鳖重新赢得市场认可的底气；另一方面，我想尝试网络直播等销售方式，依托接下来要建设的水循环生态养殖基地，提升养殖品质，给每只甲鱼附上可溯源的二维码和质量检测报告，努力探索传统渔业养殖与网络直播销售相结合的新模式。
渔民村的每一步探索，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带领，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从“两防一销”守护养殖根基，到合作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再到盘活资源壮大集体经济，我坚信，只要把老百姓的事当自家事，就没有迈不过的坎、闯不过的关。未来，我们会继续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让渔民村的养殖业更兴旺，让集体经济更强盛，让老百姓的日子更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