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华
对于从1996年开始接触中国先锋派文学的读者来说，如今算是看到了“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景象。因为在前一年的年底，余华、格非两位先锋派的代表作家，分别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长篇新作《许三观卖血记》和《欲望的旗帜》。后来这两部作品被众多评论家认为是他们叙事风格、写作内容的转型之作，也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先锋派文学的转型代表。这两部小说写的，都是他们熟悉的地方，南方小镇和大学校园。若仅以一言蔽之，我们似乎看到了两位作家转型中的分岔路——幽默与痛苦。尽管，所谓余华的幽默转型可能也充满艰难困苦。从《许三观卖血记》开始，余华式的幽默直接从第二重境界起步。而其近作《卢克明的偷偷一笑》，则一举迈上了第三重境界，中间正好经历30年。
以《卢克明的偷偷一笑》为坐标，我认为幽默的三重境界，大致可以这样划分：
第一重境界，主要表现为文化上的“居高临下”。
这个定义，大概源自王朔小说中某个人物对幽默定义的调侃，即“文化上的优越感”。“居高临下”还暗含了颐指气使的成分。这就显而易见了，自述文化程度不高的余华完美地避开了。
这种优越感，首先表现是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感，譬如京城部队大院出身的王朔的作品。其次是学识上的优越感。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1996年《收获》第4期）中的丁问渔，就其与女性的关系来看，有点类似卢克明，但碍于丁问渔所处的年代、身份、地位等就很难达到第三重境界，甚至第二重境界。最后是整体上的优越感，多见于比余华年长的一批小说家的作品。
第二重境界，主要表现为与现实的“全面和解”。
余华讲过，其1987年至1991年的作品主要源于“与现实那一层紧张的关系”，所以那时他的作品通过愤怒、暴力、血腥、冷酷、荒诞等内容和手段来达到某种平衡。仅仅是平衡，还不是和解。从《活着》开始，或者说从稍早一点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死》开始，余华尝试用苦难来平衡紧张，且第二重境界的幽默初露端倪。“和解”开始了，但还有着黑色幽默的影子。
假如说《一个地主的死》是在为《活着》作铺垫，那么，我认为除了余华自己说的《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之外，他的另一部作品《他们的儿子》显然也是在为《许三观卖血记》的诞生作铺垫。《他们的儿子》中石志康夫妇只有一个儿子。到了南方小镇，余华为许三观和许玉兰安排了三个儿子。当然，不光只有儿子，还有人物间大篇幅的对话。
从内容来看，“许三观以其姓‘许’为饵，成功获得岳父认可，娶到许玉兰……出轨林芬芳来报复何小勇与许玉兰间莫须有的奸情……卖血救子，与许一乐父子间的血浓于水……饥荒时期，为一家五口隔空炒菜……”区别于黑色幽默，《许三观卖血记》是直抒胸臆式的幽默表达，是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一种”。第二重境界水到渠成。
我们可以看到，许三观原谅了现实。同样，现实也原谅了许三观。双方握手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出现，在余华式的幽默转型里，像是股票拉了十个涨停板。之后横空出世的大部头两卷本《兄弟》，以及后来的《文城》，在宏大叙事、历史批判中仍不乏第二重境界的幽默，却是在震荡调整了。
第三重境界，主要表现为人与现实的“共生共息”。
比如，小说中卢克明的出场，没有任何起承转合和编排铺叙。如同在余华创作的时间轴线上预设了一样，毫无任何理由就出现了。如果不出现，也毫无任何理由。所以仅就卢克明的出场，直至其历经“劫波”，余华没有表露出任何企图，对卢克明的其人其事作出说明、预言结局、引出象征。幽默与人物本身、现实境遇浑然一体。卢克明其人，用俗话来说就是“吃啥饭，功啥心”。
该小说最直观的叙事主线，就是卢克明与劲哥的风流韵事，也是其目前饱受非议的焦点。然而，就这些“狗屁倒灶”事来说，是非对错一目了然，余华把它们写下来，然后冲突聚焦，只是小说的写作技巧而已。他们的语言、表情、心理、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幽默，只是余华为人物设定而写下的肌肉记忆和下意识反应。就算是小说中两场幽默的“重头戏”——用计解雇13名高管和顺水推舟“辞退”小漪。尽管卢克明别有用心地精心策划，并做心理建设，但也是“漏洞百出”，其实在余华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
爱因斯坦晚年曾探讨说：“人是宇宙现象的一部分，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感受他的自我、他的思想和情感，以为自己似乎独立于宇宙现象之外，但这是一个错觉……不去加深这个错觉，而是去克服它，才能获得心灵的平静。”所以我想“共生共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金庸与余华是嘉兴同乡。金庸小说中的上乘武功，如降龙十八掌之亢龙有悔，独孤九剑之破气式，核心要义就是“无招胜有招”。假使把小说创作比作驾驶汽车，我觉得余华还可能受了“无人驾驶”的启发。
《卢克明的偷偷一笑》是余华“混蛋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如此定义其为幽默的第三重境界也许为时过早，也有一点冒险。让我们猜一猜，“混蛋系列”的下一个主角会是谁？
（作者系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