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谈起“江南”，总伴着水墨画卷般的想象与“鱼米之乡”的富庶印象——但这一切究竟从何开始？
《马家浜与崧泽：最早的江南》一书的出版，将公众的视线引向了七千年前太湖流域的晨光。我们与本书作者陈明辉、王永磊研究员展开对话，探寻“最早的江南”如何从考古地层中浮现，其“饭稻羹鱼、以水为邻”的生存智慧，又如何为后世江南文明奠定了最初的基石，并绵延至今，成为一份亟待激活的厚重文化遗产。
问：本书副标题“最早的江南”很吸引人，这也是一个有分量的论断。从考古学上看，马家浜文化被称为“最早的江南文化”或“江南文化之源”，其关键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什么？
答：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最开始指长江以南，明清以来逐渐成为太湖流域的代称，马家浜文化作为太湖流域最早的文化，堪称最早的江南。
马家浜文化的特征：环太湖文化的奠基时期，为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发展水平还较低，但晚期也出现了社会分化；有了水稻耕种和家猪饲养，且马家浜文化晚期稻作水平已经较高；玉器制作、原始艺术和宗教处于初步发展状态。
问：简单来说，马家浜文化与更早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等相比，发生了哪些质变，使得“江南”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文明形态得以确立？
答：上山和跨湖桥（文化）主要分布在浙江中部的山区，马家浜（文化）位于平原，且靠大江大河，有利于大文化、大城市、大文明的出现。上山和跨湖桥（文化）是浙江本土文化，马家浜文化则很大程度上与北方文化密切相关（北方人群南迁），文化交流对于文化和文明发展非常重要。
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支撑起了聚落生活，可以说，从“利用水稻”到“依赖水稻并围绕其组织社会生活”，是“江南”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农耕文明形态得以确立的关键一跃。
问：近期东方卫视正在热播纪录片《大江南》，也在追溯“江南一万年”，其中也有以稻作、治水、定居的主线。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的实证，也为纪录片的史诗感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石。您觉得我们的考古研究与这类大众传媒的宏大叙事，在揭示江南文明起源上，如何互为印证、彼此深化？
答：考古研究与《大江南》这类纪录片是相辅相成的。考古学提供坚实的实证“点”和“线”——具体的遗迹、器物、年代序列，确保叙事不偏离科学事实。大众传媒的宏大叙事则将这些点线编织成生动的历史“面”和“情感”，构建公众可理解、可共鸣的文明史诗。
考古学的研究为纪录片的“史诗感”提供了基石；而纪录片的热播，又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吸引更多人关注江南源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良性互动。
问：纪录片提到“四大发明”之前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工驯化水稻”。马家浜文化中发现的大规模稻田遗存，也确立了“饭稻羹鱼”的生存模式，这对江南文明的奠基具有怎样的意义，是不是也重塑了这片土地的发展轨迹？
答：“饭稻羹鱼”模式的奠基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大规模稻田遗存的发现，证明马家浜先民通过大规模种植水稻，将稻米发展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奠定了稻作文明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找到了“饭碗”，更是彻底重塑了这片土地的发展轨迹。稳定的食物生产使得人口得以聚集、财富得以积累、技术（如制陶、琢玉）得以专精，社会复杂化进程由此启动。江南从此告别了被动适应自然的状态，开启了主动改造环境、创造文明的新纪元。
问：“水”是江南的灵魂。马家浜先民的干栏式建筑、聚落布局和器物（如独木舟），体现了怎样独特的适应水环境的智慧？这种“以水为邻”的生存模式，您觉得它如何形塑了后世江南水乡的空间格局与文化心理？
答：“以水为邻”的智慧体现在方方面面。干栏式建筑直接应对地下水位高、潮湿的问题；聚落多选择湖沼边缘的台地，既便于取水、渔猎和灌溉，又规避水患；独木舟的发明拓展了活动与交流范围。这种生存模式，从空间格局上，奠定了后世江南水乡“枕水而居、河街相邻”的雏形；从文化心理上，孕育了江南文化中灵活、通达、精细、注重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特质。
问：江南并非天生宜居，纪录片《大江南》就强调，江南的“好”源于先民“万年耕耘、千年搏浪”的坚韧。江南从汪洋泽国变成田园水乡和山村，我们的先民在开拓这片“卑湿之地”时展现的创造力与适应性，是否可视为“江南精神”最早的火种，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
答：是的，从“汪洋泽国”“卑湿之地”到“鱼米之乡”，绝非天生，而是万年耕耘的结果。先民在开拓中展现出的因地制宜的创造力、坚韧不拔的适应性，可以说是“江南精神”最早的火种。这种精神内核——在不优越的起点上，通过智慧与勤勉创造出最美好的生活——对今天的我们，无论是面对科技创新、城市治理还是人生规划，都有着深刻的启示：真正的“好”，是奋斗和创造出来的。
问：在距今超万年的“上山—跨湖桥—马家—崧泽—良渚”江南文明演进序列中，马家浜具体起到了怎样的“承上启下”作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马家浜文化与同时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等是否存在交流与互动？
答：马家浜文化冲击了以“上山—跨湖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形成了南北对立的二元结构，并逐步渗透到河姆渡文化区，甚至可以认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逐步取代了河姆渡文化。这种文化互动表现在鼎等器物上。原来河姆渡文化分布区没有鼎，后来有了。
问：在多年的田野考古中，有没有哪一个具体的瞬间、器物或遗迹，让您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与七千年前先民生活的连接？能否分享一下？
答：在田野中，这种“连接感”时常涌现。最让我们动容的瞬间之一，是清理出的陶釜，釜底还留着烟炱。那一刻，仿佛穿越了七千年，看到了我们的江南先民在用这口釜烹煮米饭和鱼鲜……
问：作为“浙江一万年”系列的一卷，你们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对理解整个“江南文明”的宏大叙事产生怎样的改变？
答：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能改变对“江南文明”的认知视角。不要只从良渚的辉煌“倒着看”，而是顺着“马家浜—崧泽—良渚”这一完整的演进序列“向前看”。理解良渚的“神王之国”并非凭空出现，其根基深植于马家浜时期开始的千年稻作定居、千年技术积累和千年社会酝酿。江南文明是一部连续剧，而马家浜就是扣人心弦的第一篇章。
问：2026年全国两会再次强调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合理利用。当下，嘉兴市正在打造“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城市形象品牌，如何让“最早的江南”从考古概念变成市民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资源？
答：将“马家浜——江南文化之源”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地标，也是当下的重要课题。建议在马家浜遗址考古公园基础上，打造深度体验式考古研学路线。不仅看展示，更能参与模拟考古发掘、古法稻作体验、干栏式建筑模型搭建等活动，让市民特别是青少年亲手“触摸”七千年前的生活。
让“最早的江南”活起来，关键在于找到学术与公众、古老与现代的连接点，创造可参与、可体验、可带走的“文化瞬间”。这是我们考古人和文化工作者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