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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25
星期三
当前报纸名称:嘉兴日报

烟火人间 四味江南

日期: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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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08版:江南周末       上一篇    下一篇

  软糯滋味 城心城意

  沈蕾 文 宋建春 刻

  糯,《说文解字》释为,“沛国谓稻曰糯”,在古代文献中,糯专指黏性的稻米,《齐民要术》有云:“稻有粳、糯之异,糯性黏,可酿酒、为糍。”

  糯可拆解为“米蕴需间”,温润的字形,暗含着糯赋物以软润之质。

  糯与嘉兴的牵绊,始于得名之初。

  三国时期,嘉兴这块土地,称由拳县。东吴黄龙三年(231),因出现“野稻自生”的祥瑞之兆,孙权改称禾兴,时至今日,禾、嘉禾仍是城市别称。赤乌五年(242),因避太子孙和名讳,又被改为嘉兴,沿用至今。

  禾兴也罢,嘉兴也好,这方水土始终地如其名,浸润着稻禾的清香、糯米的温润。

  糯与嘉兴的牵绊,始于水土的馈赠。

  作为太湖流域鱼米之乡的核心腹地,嘉兴河港纵横,湖荡密布,圩田肥沃,为糯稻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温床。

  7000年前的罗家角遗址出土了炭化稻谷,马家浜文化时期,虽以籼粳稻为主,但奠定了嘉兴稻作文明的基础。

  唐宋时糯稻种植已颇具规模,朱自勉的《嘉禾屯田纪绩诗》诗录屯田壮举。元代《至元嘉禾志》记载,“是郡号为泽国,原野衍沃,田宜麦禾”,足见稻作之盛。

  千百年来,太湖水滋养出黏性软糯的糯稻,颗粒饱满,米香醇厚。

  它带着谷物的黏性,裹着水乡的湿润,从远古稻浪里走来,在历代炊烟中飘香,不仅酿成江南文化最温润的底色,更成为乡音里化不开的独特印记。

  糯与嘉兴的牵绊,亦渗透入语言的绵软中。

  江南除了蜿蜒的小桥流水、错落的青砖黛瓦,更有吴语的绵软腔调。

  嘉兴方言属吴语太湖片苏沪嘉小片,相较苏州与上海方言,嘉兴,特别是城区的方言多为团音,语音自带低吟浅唱的温润质感。

  婉转软糯的乡音,恰似本地盛产的糯米般黏柔清甜,让人不禁回味唇齿之间,细点茶食中糯的滋味。

  糯与嘉兴的牵绊,蕴含舌尖上的岁时记忆,串联起四季的仪式感。

  年节的热闹里,糯食撑起半壁江山。年糕谐音“年高”,寄托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是必吃的主食。

  丰子恺先生曾在《过年》中回忆儿时桐乡石门湾的年节:

  腊月二十三晚上送灶,之后家中就忙着打年糕。两枕“当家年糕”约有三尺长;此外许多较小的年糕,有二尺长的,有一尺长的;还有红糖年糕,白糖年糕。

  打年糕、养年糕、吃年糕,嘉兴人腊月的灶台上暖融融的水汽,象征着来年的蒸蒸日上。

  正月十五上元节,一碗咸汤圆更是嘉兴人的心头好。

  水磨糯米粉揉成皮,裹着鲜美的猪肉馅,煮到浮起时,咬开满口汤汁,“上灯圆子落灯糕”,合着“岁岁团圆”的期许。

  清明青团,以艾草染就的青绿外皮,裹着豆沙芝麻的甜、雪菜春笋的鲜,一口咬下春日的鲜嫩;端午粽子,箬叶紧裹糯米,肥瘦相间的鲜肉,稻草捆扎的清香透进米粒,口感“烂糊塌倒”……

  清代嘉兴风俗志《古禾杂识》记有“南门大粽子”。南门历史上是嘉兴米市集中的区域。大粽子结实管饱,价格公道,对从南门进城做生意的农户而言,是当年最便捷的快餐,填饱肚子才好“做生活”(干活)。

  而今,这道糯米主食出圈了,成为嘉兴响当当的城市文化名片,向八方来客讲述这座因禾得名的城市的文化故事。

  糯与嘉兴的牵绊,温暖了空港的首航日。

  去年12月26日,嘉兴南湖机场正式通航。

  宽敞明亮而又新潮的航站楼里,各类嘉兴特产与文创悉数亮相,“糯叽叽”的非遗美食惹人喜爱。

  软萌的卡通包挂“粽囡囡”,成为嘉兴献给首航乘客“万物皆可毛绒”的暖心伴手礼,软糯可爱,想必早已击中每一位抵达与出发的旅人最柔软的内心。

  糯,不正是那份黏连中难以割舍的乡情与乡味嘛!

  小雪腌菜 大雪腌肉

  

  沈怡 文 褚伟强 刻

  腌,《说文解字》释为,“渍肉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额外添了一句,是“五味渍之不晒也”,非常接近今天的腌制加工:

  用盐、醋、酒、辣椒、冰糖等浸泡食材,搁置在阴凉处,待时间这根魔棒变出风味独特的腌制食品。

  嘉兴有“煮海为盐”的悠久历史,历代盐场分布广泛。

  “海滨广斥、盐田相望”的海盐,是古代重要产盐区;钱塘江北岸的海宁,西汉时设盐官?,“盐官”以地名流传至今。

  这片被盐浸润的土地,物产丰饶,气候潮湿多雨,食材极易腐败变质。就地取材的天然海盐,能有效延长食物保质期。

  嘉兴人用盐加工新鲜食材,催生了种类繁多的腌制食品。

  每年年底,“中国青鱼之乡”王江泾,不管是成规模的渔场还是普通农户,几乎全镇都参与一年一度的腌制青鱼活动。

  选取王江泾湖荡中的大青鱼,用盐均匀抹在两面,吊挂在晒场院子……薄薄的鱼身在冬月的阳光下透亮,四五天后泛起油润的金黄,充满咸香的空气中,融合了盐、阳光和时间的年味,扑面而来。

  王江泾腌鱼少说有800年历史。南宋时,陆游沿运河来到王江泾合路(今王江泾史家路),他在《入蜀记》记下当时的见闻:“过合路,居人繁伙,卖鲊者尤众”,鲊,就是农家腌鱼。

  合路鱼鲊从南宋流行到清代,朱彝尊在《鸳鸯湖棹歌》中写道:

  百步桥南解缆初,香醪五木隔年储;

  不须合路寻鱼鲊,但向分湖问蟹胥。

  如今,王江泾青鱼是秀洲区标志性美食之一,获省农博会优质农产品金奖。

  与腌鱼同样承载年味记忆的,是冬日必备的腌肉。

  大雪前后,嘉兴人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或后腿肉,抹上花椒盐,层层码于缸中……除夕夜蒸得酥烂的腌肉切片,是对来年新春的美好期许;红、白、绿相间的咸肉菜饭,是对丰盛有余的知足珍惜;江南名肴“腌笃鲜”,成为游子对家乡的牵挂。

  江南习俗“小雪腌菜,大雪腌肉”,陆游也是江南腌菜的爱好者。他在《咸齑十韵》中写道:

  九月十月屋瓦霜,家人共畏畦蔬黄……天气初寒手诀妙,吴盐正白山泉香。

  咸齑,嘉兴人称为咸齑菜、雪菜,也称雪里蕻。最有名的是杨庙雪菜,曾搭乘载人飞船进入太空,成为航天员的太空菜。据考证,杨庙雪菜已有300多年历史。2015年,杨庙雪菜腌制技艺被列入嘉兴市非遗名录。

  每款嘉兴腌菜里都藏着独特的技艺与故事。

  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海盐大头菜,宋朝《澉水志》、明朝《海盐县志》都有记载。每年小雪前后成熟,入缸腌制,后团入陶甏封存,静待三月“开甏复活”。这种“腌在缸里、团在甏里”的独特技艺,被列入嘉兴市非遗名录,成为腌制技艺的鲜活见证。

  新丰嫩姜的腌制技艺也在时光中不断改进。

  南宋嘉兴诗人张尧同有《姜庵》诗,显见新丰姜的时间不晚于南宋。

  明《嘉兴府志》记载“生姜上市,有商来贩之”,新丰生姜已具规模,商贩运销时,不变质是关键。那些嫩姜经腌制封存,成为一道爽辣中带着酸甜、药食同源的江南小菜。

  在嘉兴的腌味中不乏“后起之秀”与特色佳品。1931年引种的斜桥榨菜,经近百年的栽培与加工,跻身中国名榨菜,腌制技艺入选省级非遗;近200年历史的盐官汪菜,遵循“立冬播种、立春腌制、立夏开坛”的时令节律,曾拍出11800元高价,成为古镇金名片。

  “鲜到眉毛落光”,是本地人对咸鲜口味的夸张描述。

  嘉兴腌制食品是盐民煮海为盐的物质遗产,是水乡应对时令的生存档案,更是江南烟火的情感密码。

  腌融入江南人的生活,超越果腹与保鲜功能,塑造着江南的文化肌理。

  在没有冷藏技术的年代,江南人用盐将易腐的食物转化为耐存的美味,这是顺应天时、因地制宜的生存智慧,也是江南文化务实与绵长的精神象征。

  从腌肉的吊挂晾晒到大头菜的三月封甏,从雪菜的发酵酝酿到嫩姜的密封储存,在时间的浸渍中,养成温润内敛与从容不迫的嘉兴“性格”。

  

  诸般生活 酱率百味

  

  张嫣 文 章艺 刻

  酱,《说文解字》:“酱,醢也,从肉酉”。《诗经》中就有“醓醢以荐或燔或炙”诗句。酱原指肉酱,是贵族餐桌上的重要膳食,《周礼》规定:“凡王之馈……酱用百有二十饔”,饮食体系对应着国家治理和礼仪教化,《论语》中孔子言“不得其酱,不食”,强调调味合序的意义。

  自汉至宋,豆、面制成的谷物酱渐成主流,酱走入百姓之家。

  酱油是在谷物酱基础上诞生的,“酱油”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从利用发酵来储存食物、提鲜增味,到周旋于食物之间解腻提香,酱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堪当“八珍主人”。

  富饶丰沛的物产,刺激着制酱业的发展,明清时,江南市镇经济发达,酱与酱油成为商品。至20世纪20年代末,仅海盐人在上海开设的酱园、酱号就达117家,辐射全市。海宁徐志摩家的裕丰酱园,高家洋房主人高公兴酱园……无论是浪漫的诗人还是富裕的商贾,在江南人家里,溯回源头,总躺着馥郁浓稠的酱缸。

  千百年来,从寻常百姓自制家酱到拥有数百上千只大酱缸的“酱园”,这抹琥珀色渗透在“桃花村里人家”“杏花烟雨江南”的诗意底色里,沉淀出永恒的芬芳。

  酱是用来留住时间的,以物化和封存的形式,缓缓感受着时间的流动与浓缩。

  从“夏晒酱油”的最佳时间入手,在日复一日的晾晒中,阳光被封存在发酵的豆子里,简单的食物幻化成复杂丰厚的鲜味,这一味鲜咸,不仅唤醒舌尖上的味蕾,也为平淡生活增添“浓油赤酱”的鲜活与热烈。

  时间可以熬出浓酽,还可以淬炼出清香。以花入酱,以桃酿酱,这是江南人留住四季的巧思。

  小时候摇起屋前的桂花树,花蕊簌簌落入母亲拢起的围兜,铺陈在蚕匾晾晒,与冰糖同煮,倒入透明的玻璃瓶,这份芳香被储存起来。少女渐渐成长为与母亲一同熬制桃酱的另一个母亲,琥珀色的气泡与甜暖的香气蒸腾。

  时间就像魔法,让易逝的花果与爱一同熬制得绵长回甘,有着化平庸为神奇的力量,溶在平淡无奇的白水里,搭配糖藕或年糕,或涂抹在早餐朴素的面包片上,都是独特的味觉记忆。

  有属于母亲的明媚果香,自然会有属于父亲的朴素酱香。江南人的童年里都有一碗酱油拌饭,带着大豆发酵后特有的醇厚与微妙的焦糖气息,那股被热气激发出的咸香,直白、热烈,充满烟火气。这个味道霸道地站在时间长廊里,成为童年的强化记忆,贯穿四季与人生。

  祖籍嘉兴的胡小石以“三好”自称,其中一好就是东坡肉,巴金家的年夜饭里总有一道冰糖肘子,名叫“烟雨楼”,这是以酱油为底色的故乡味道。茅盾回乡时,总要早早起来去镇上三珍斋老店买酱卤品,乘当天快船直送上海的亲友。茅盾曾用过的两百多个笔名中有个“四珍”,“家乡中彼之‘三珍’沿可名之于海上,我今为之四珍当亦名序其后而相袭之也”。

  舌尖上的记忆是刻在血液里的精神还乡,在酱的深处,风味的基因始终无法抹去。

  人间百态,江南诸事,婚丧嫁娶,上梁搬家,祝寿开业,唯当一盘红烧蹄髈压轴上桌,才觉主角登场,宾客皆欢,万事方成。

  酱在江南无处不在。餐桌上几乎家家都有的白切鸡,立夏日的白切肉,没有酱油都没有了灵魂。这些食材是“画布”,酱油才是决定风味的“画笔”。

  酱油就像一道时间的高光,撬开美味的大门,调和着万物,被誉为“率百味而行”。

  清淡时的白粥酱菜、游子念念不忘的酱鸭、腊月里晾晒的酱肉,活跃在餐桌上。

  酱是厨房里的定海神针,无论是冰糖鳗鱼或是糖醋排骨的浓油赤酱,还是清蒸鱼的一招提鲜,奠定江南菜的滋味基准,是深入肌理的市井烟火,也是一种安心、醇厚的生活底色。

  酱虽可调百味,却不夺本真、不动声色。可浓可淡,可作主味也可衬托,有着无所不能的适应性;酱味中庸,不偏不倚,能融合,也能创造更和谐丰富的整体,有江南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

  酱漫长的酿造的转化与沉淀,正如江南世家的家风与文脉,几代人耕读传承,“向下扎根”积蓄沉静的力量。

  酱以墨色般的沉稳,无声浸润调和着人间烟火。它不止于美味,是从味觉到内心的欢喜,是长久的酝酿,更是最安心的那一缕底色与醇香。

  在微醺的 山水与人生中

  

  吴梦诗 文 宋晓东 刻

  醉,《说文·酉部》释其本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诸葛亮《又诫子书》亦诫勉,“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可见,醉的精髓在于分寸,是身心在一种度量内的沉浸与舒张,而非混沌的失序。醉引申为一种痴迷与投入的状态。

  江南的醉,是朦胧的、流动的、诗意的,妙处尽在微醺,那是生与熟之间暧昧的临界,是真实与梦境边缘恍惚的柔光。

  醉,与风景相携,成了心灵的栖居。

  嘉兴古称槜李,又写作醉李,其名便带着三分醉意。公元前496年,“五月,于越败吴于槜李”,嘉兴之名,首次以文字镌刻入《春秋》,开启2500年的信史长卷。

  这份历经淬炼的江南气质,最终沉淀为一首熏人欲醉的长诗。

  南湖烟雨,空蒙如一幅洇染了千年的水墨,柔美之下是阅尽沧桑的沉静;运河碧波,潺潺流淌着古今的舟楫与故事,温婉之中有连通天下的胸襟。

  这里的山水不高峻,却自成丘壑。

  瓶山与酒香缠绕。相传是韩世忠犒军后酒瓶堆积成丘,更古老的传说遥指越王勾践献美途经此地,酒瓶堆积如山。这“山不在高,有酒则名”的掌故,让土丘也氤氲着历史的醇香。

  这里的古镇,浸润着醉意。

  沈荡,始于秦,是江南酒事“活”的见证。旧时沈荡,酒坊林立。冬日清晨,古镇还笼罩在薄雾中,冬酿的仪式便悄然开始。蒸腾的雾气里,老师傅们遵循古法,将发酵的酒醅装入布袋,用巨大的石榨缓缓压出清亮的酒液。那汩汩的声响,与橹声欸乃合奏成绵延千年的酒镇晨曲。

  醉,如无形的桥,一头连着历史烟云与袅袅烟火,一头通向文人墨客的柔软诗情。

  南宋岳珂曾寓居嘉兴。他曾在《李伯时醉卧图诗帖赞》中慨叹“醉之趣,醒不传”,道尽沉浸于自然与艺术只可意会的酣畅。

  张先笔下的嘉禾春色,“云破月来花弄影”捕捉的正是光影迷离、物我相融的微醺一瞬。

  醉,与美食相和,又成就舌尖上的风雅。

  宋元以降,禾城佳酿清若空成为江南美酒清澈的注脚。“清若空”一词最早见于李白的诗中:“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酒如其名,色清见底,口感醇冽甘润,仿佛胸中块垒被涤荡一空。

  “不比吾乡清若空”,客居北京的朱彝尊以清若空为吾乡的骄傲。有了这至清至醇的酒魂,醉的风雅才能落在实处。

  醉蟹、醉虾、醉泥螺……食物的本味,在酒的作用下,生出含蓄而鲜灵的复合滋味,体现江南烹饪中以柔克刚、以意入味的境界。

  花雕中的醉蟹,膏黄晶莹、酒香醇厚;糟卤里浸润的鸡鸭鱼肉,清冷鲜爽、余韵悠长;街头那碗酒酿,甜醉……冠以醉名的风物,如舌尖上的小令,清甜、咸鲜、醇厚,层层递进,风雅自显。

  醉的魔力,更在于封存时光。

  平湖糟蛋,相传鸭蛋落入酒糟后的“无心插柳”。经过半载光阴的浸润与匠人“敲蛋”绝艺的雕琢,一枚寻常鸭蛋,蜕变为色如美玉、酒香清冽的席上珍品。

  筷尖轻点,咸香与酒意次第绽放,那被封存的江南秋冬,在口中缓缓化开。

  醉,与人生相参,酿出清欢的况味。

  盏中的微醺,在清醒的“知”与沉醉的“行”之间,找到生命的平衡与寄托。

  明代嘉兴巨擘项元汴,“绝意仕进”,将毕生热忱与资财醉于书画收藏,建天籁阁纳尽天下名迹。他的醉,是对主流仕途经济的反叛,是对个人志趣的守与痴,开辟出一方桃源。

  唐代诗人刘禹锡屡遭贬谪,在逆境中吟出“沉舟侧畔千帆过”。他爱酒聚友,他的“醉”,是世事的洒脱超越,在风雨中觅得的诗意从容。

  钱君匋的醉,则是一种“无倦苦”的赤子之心。

  他是“一事能狂便少年”,为一纸名迹倾尽家底,甘受“铜臭”之讥而一笑置之;是孤独钟声下的孜孜不倦,国破家亡时在“孤岛”上海奋起反抗;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后,将毕生所醉的数千件珍藏捐献家乡的举重若轻。

  说到底,醉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美学与生命哲学,是繁华落尽后的真淳,是喧嚣平息后的安宁。这,便是生活最本真,也最隽永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