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尚
人们为什么喜欢花？
据人类学家分析，远古时代的人遇见花朵，就像看到了面包。因为花卉绽放的色彩与芬芳，意味着以后会为人类带来果腹的粮食。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发展的农耕文化，使得古人对于时序更替时光轮转尤为敏感和重视。花开花落中，他们发现了天地万物周而复始的运行规律，因此，当看到盛开的鲜花时，涌动的是对自然造化对宇宙万物的敬重之情、希冀之心。
从这个角度来说，时序上“破腊传春”的梅花自然坐上了“第一花”的宝座。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无论东西方都不约而同地把爱情与鲜花联系在了一起，作为爱意的象征，玫瑰、百合、合欢、康乃馨、勿忘我、郁金香、薰衣草等众多植物，都被赋予了不同的爱情意象，而在中国古老大地上，最早被用来表达爱意的正是梅花，我国的第一部《诗经》中《召南·摽有梅》对此有生动展现。
当文明发展到美学的高度，花卉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特定的意涵。在我们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人格化花卉出现了，那就是花中四君子——林逋的梅、黄庭坚的兰、郑板桥的竹、陶潜的菊。
其中尤以凌寒傲雪的梅为魁首，在诸多借花喻人、寄花言志、以花抒情的代际传袭中，梅花无疑具有独尊的地位、独享的殊荣。
那是因为梅花被赋予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隐逸高士形象，以“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的风骨和“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品格，历经千百年来文人雅士的深耕挖掘厚植培土赞美讴歌，成为代表我们中国人民族气质、象征中华民族气节的花卉。
当然，在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中，梅花也是不同的。
北宋时画家杨无咎曾将自己的墨梅作品进献给宋徽宗，希望得到书画造诣极高，被称作“书画圣手”的皇帝的赏识，不料宋徽宗对他的风格未予认可，反而给了两个字的评价：“村梅。”“村”在北宋时的语境中带有“乡巴佬”的贬义，意思是乡野之梅，不够雅致。
杨无咎在此展现了他所作之梅的风骨，不仅未受打击，反而洒脱地在画作上题下“奉敕村梅”四字以作自嘲和反讽。君臣二人，一个是精细写实富贵华丽的“院体画”，一个是清淡野逸追求意趣的“文人画”，艺术观点的差异、审美意象的冲突，旁人难以评判高下优劣。但以杨无咎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代表作《四梅花图》来看，此作以水墨之笔将梅花未开、欲开、盛开和将残四种形态表现得传神入骨，其意境孤傲清雅，正与“嵚崎磊落”的元代大画家王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精神内核相符。
其实，无论是宋徽宗的“院梅”也好，杨无咎的“村梅”也罢，真正开放在中国人心中的，是梅花那种不畏严寒舍我其谁、遗世独立百丈冰的气韵，那种居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的气势，那一缕优雅隽永、闻之心旷嗅之神怡的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