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炀吉
红色，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底色，热烈、厚重，藏着无尽的牵挂与期盼。我的童年记忆深处，就有这样一抹红，来自我上学的第一只书包。
书包是外公送的。小时候我惧怕外公，他的眉眼间带着不怒自威的气场，让我下意识地拘谨。可当这只红色书包递到我手里时，那份畏惧竟淡了大半。红得鲜亮的布料，方正的版型，摸上去带着些许硬挺的质感。背上它的那一刻，我挺直了小小的腰板，心里揣着几分当“读书倌倌”的郑重，又藏着几分初见新同学的雀跃。肩头沉沉的，不只是书包的重量，更装着外公那句沉甸甸的嘱托：“妹妹，到学校要好好读书，听老师的话。”红色的肩带勒在我稚嫩的肩膀上，竟莫名生出几分读书人该有的警醒。
真正踏入校园后，我最期盼的，却是每天放学的时光。外公总会雷打不动地守在实验小学的十字路口，不管刮风下雨，从不缺席。我一蹦一跳地跑过去，把书包往他手里一递，转身就扎进同学堆里嬉笑打闹。彼时，外公会迈着他的步子，不急不慢地在后面跟着，有时候恼了，喊上一句“小鬼”。我听见了，如猫和老鼠，一心只想甩掉他，多拥有一些自由的快乐。一追一赶间，那只红色书包在外公肩头颠簸，鲜亮的红在夕阳下晃眼。夹层里的文具盒、书本碰撞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混着我们的笑声，成了童年最惬意的乐章。
临近小学毕业，我渐渐变得别扭起来。看着同学们自己背着书包走，再看外公总抢着要替我背，我心里就像揣了团火。红色的肩带在我们俩手里拉扯翻腾，同学们投来的目光，让我的脸烧得滚烫。回家路上，我忍不住抱怨：“您别来接我了，我都这么大了，多难为情啊……”外公总是轻轻叹口气，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第二天依旧准时出现在那个十字路口。后来，为了摆脱他，每次过了十字路口，我就猛地扯过书包，撒腿往家跑，一路狂奔不回头。有好几次跑到楼上，趴在窗户上看见外公涨红着脸慢慢走回来，心里竟还藏着几分小小的得意。现在想来，那点得意，掺杂着逞强。
再后来，我升入初中、高中，课本越来越多，那只红色书包再也装不下，被安安静静地收进了柜子深处，渐渐落了灰。我也远离了那个熟悉的十字路口，外公因为路途遥远，再也没法来和我“抢书包”了。直到我走上三尺讲台，每次在校门口看见那些替孩子背书包的家长，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家里那个满头银发的小老头——他早已不喊我“小鬼”，而是笑眯眯地、带着几分骄傲地喊我“谢老师”。
去年，外公永远走了，享年93岁，算是喜寿，可我总会忍不住落下滚烫的眼泪。有天，再遇到小学时的班主任，她和我聊起年幼时的我，又提到了那只红色书包，和我那准时背书包的“外公”……记忆里的红色书包，装着小小的我，那红色的肩带早已牢牢绑住了我的心。
我换过很多次背包，却再没有一只像红色书包那般有刻骨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