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自强
李阁郎：嘉兴第一张照片
照相术发明于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发明的达盖尔照相法标志着现代摄影术的正式诞生。仅仅20年后，三塔就有了第一张照片，这也是嘉兴的第一张照片。照片的拍摄者是法国人李阁郎（Louis Legrand）。
李阁郎约生于1820年。1856年，李阁郎来到上海，开办了上海第一家照相馆。当时照相还鲜为人知，李阁郎就在《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上多次刊登广告，称：“拍摄各种尺寸之照片，拍摄肖像及家庭合影之立体照片。价格公道。”还自称：“拍摄照片，风格雅致拔头筹。”
李阁郎对古老的中国很感兴趣，一直想拍摄一些中国的影像，但当时还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来往。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李阁郎得知消息后，便开始筹划他的中国摄影之旅，并于1859年开始他从上海到嘉兴、杭州、宁波的旅行拍摄。
李阁郎是在1859年坐船沿着运河来到嘉兴的。船过三塔，他早就听说这是嘉兴最为有名的建筑，就在船上架起三脚架，拍下了一张立体照片，名为《嘉兴茶禅寺》。三塔寺在清康熙年间曾重修过一次，到了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与清军在嘉兴激战时，三塔寺被毁，直到光绪二年（1876）才再次重修。李阁郎所拍摄到的三塔寺，几年后就被毁坏了，故而弥足珍贵。
在嘉兴，李阁郎还拍摄了一张《石门的田公墩》（位于今桐乡市崇福镇西门）的照片，并刊登在1861年的法国《画报》杂志上。三塔和石门镇的照片，都是所谓的立体照片，就是采用立体相机拍摄的照片。这种照片由左右两幅图片组成，借助于立体照片“观片器”，可以看到一幅呈现三维的立体图像。
沿着大运河，李阁郎还拍摄了不少杭州、宁波的照片，如雷峰塔、保俶塔、宁波牌坊等，是那个时代这些景物最为真实的呈现。
李阁郎后来不知所终，但至少在1860年他还在山东烟台拍摄。1861年，《英国摄影周刊》（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有人告知：
在芝罘（今烟台）营中，还有一位李阁郎先生，一位在沪的法国摄影师；他不是什么一流的艺术家，不过向军队贩售酒水而已，为小酒杯放弃了人生理想。
但不管怎么样，三塔的，也是嘉兴的第一张照片，是这位李阁郎先生拍摄的。
相比于李阁郎的这首张三塔照，另一张三塔照片则更为有名。
这就是刊登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26年2月号第225页上的那张《大运河上的嘉兴三塔》（THE THREE PAGODAS AT KASHING，ON THE GRAND CANAL），因着美国《国家地理》的巨大名声，这张照片广为人知，一度甚至传为“三塔上了美国《国家地理》的封面”。
这张照片，是美国《国家地理》把旅行者在中国拍摄的16幅照片，以“天朝之景”（Scenes in the Celestial Republic）为名编发的组照之一，故而照片说明也颇为轻松幽默，大意是：这条从杭州到天津的著名水道，始建于公元前480年。几个世纪来，一直向北京运送漕粮。运河上横跨着许多美丽的石桥，沿岸排列着宝塔和牌坊。运河船上的风帆，人称“四分之一的草席，四分之一的破洞，还有一半杂七杂八的布片”。
照片的拍摄者是查尔斯·克莱格（Charles H.Kragh），目前还找不到此人的相关记载，应该不是一个像李阁郎这样的专业摄影师，而是在中国旅游的摄影爱好者。在这组“天朝之景”的组照中，还有一张查尔斯·克莱格的照片，名为《中国稻田中的劳动妇女》（WOMEN AT WORK IN A CHINESE RICE FIELD），图片说明说，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水稻的丰与歉，往往就是人的生与死。稻种密实地撒在小块的水田里，不久从几英寸深的水下，就会长出繁茂的秧苗，直到收割稻子，水稻就这样一直长在水中。显然，这是在向欧美读者“普及”水稻。
美国《国家地理》的编者把一个旅游者的照片刊登出来，至少说明，在他们看来，三塔在中国景点中，是有着一定的代表意义的，而三塔借此走向了世界。
摄影者：三塔亮相上海滩
民国年间，随着沪杭铁路的开通，从上海到嘉兴一日可以往返，因而来嘉兴的旅游者日多，形成了一个高潮。上海报刊上不时刊发一些嘉兴文章和图片，其中三塔的照片就有不少。
陈传霖（1897—1945），江苏镇江人，是民国最为著名的摄影家。他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建筑系，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祥泰洋行工作。陈传霖勤于创作，拍摄了不少作品参加国内和国际影展，有近100幅作品入选国际摄影沙龙，获奖牌、奖章10余枚，还被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吸纳为会员。他擅长风光、人像、建筑、静物摄影，以单纯、生动和自然见长，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陈传霖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摄影艺术团体“黑白影社”的发起人之一，在上海名重一时。陈传霖既是丰产的摄影家，还是著名的摄影理论家，他的《阴影写真谈》《美之要素》《摄影的光学》《人像摄影》《照片的结构》等数十篇文章，发表在《黑白影展》等摄影刊物上。
陈传霖的《嘉兴三塔寺前》，刊登于《图画时报》1929年第566期。《图画时报》是《时报》的摄影附刊，也是中国第一个报纸摄影专刊，创刊于1920年。三塔只露出了右边两塔，煮茶亭下，有两人悠然而坐。这张照片，把寻常的一幕拍出古典静默的美与纯粹的诗意，令人印象深刻。
《柯达杂志》是美国柯达公司于1930年在上海创办的摄影类月刊，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摄影杂志之一。《柯达杂志》1936 年第七卷第五期上，以三个整版刊登了沈新三的一篇《嘉兴纪游》，文中配有11张图片（其中有数张为江嘉炎摄），介绍了嘉兴的烟雨楼、东塔寺、三塔寺、血印寺等景点。
沈新三，苏州人，民国摄影家（与民国银行家平湖人沈新三并非一人）。20世纪30年代，在《晨风》《华昌影刊》《摄影画报》《中华摄影》等专业摄影杂志上，他经常发表作品。他更是《柯达杂志》的常客，他的黄山摄影曾风靡一时，成为经典作品。沈新三还是当时少有的技术与理论相结合的摄影家，他的《美术摄影浅说》是中国摄影史上的名作。沈新三如他自己说的“好游者兼好摄影，嗜影者从而好游”，经常外出旅游。
1935年10月，沈新三约了三个朋友来游嘉兴，上午7点55分乘快车从上海出发，10点半就到了嘉兴。沈新三在《嘉兴纪游》中写了嘉兴的船娘、南湖菱、烟雨楼、放鹤洲，在放鹤洲弃船坐车，路过血印寺，听车夫讲了一段血印僧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三塔。沈新三写道：
再行一里，三塔在望。塔在茶禅寺前（俗名三塔寺，茶禅之名，反湮没不彰）兀立河畔。其中两塔已毁其顶，颓唐可怜，如再不加修葺，谅倾圮之期，当不远矣。河畔泊有渡船一艘。乃渡登彼岸，以摄此三塔之影。
与沈新三《嘉兴纪游》差不多同时，中国现代史上首份企业刊物上海《海王》杂志（由“永久黄”团体即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主办），于1936 年第九卷 第二期也刊登了一篇《嘉兴一日游》（作者大炮），里面说到了东塔、岳王祠、血印寺、三塔寺、真如塔、楞严寺、瓶山、胭脂河等，在东塔、三塔还留下了照片。其中关于三塔是这样描述的：
（岳王祠）其西则三塔鼎立运河畔，各高九级。惟高矮不一，其二塔顷已颓，只最右者岿然独存，作八角形。塔壁嵌铁佛像多尊，中实不能登，今亦渐圮。后有茶禅寺，原名景德寺，乾隆曾过此品茗，乃改今名。寺内有御茶碑，立塔下，观运河风帆，对岸阡陌，极清幽之致。又搭摆渡过河，至对岸拍一照，景物尤觉不凡。雪门先生《茶禅夕照》诗云：“西现桥波洗暮钟，江天倒浸落霞红。茶禅寺外湾湾水，霜叶芦花一钓蓬。”盖三塔亦为嘉邑八景之一，极宜秋日傍晚之赏玩也。乘车回转，直赴真如塔，因余此行，发愿欲多摄塔影故也。
与沈新三所言大致相同。
沈新三、大炮是借渡船在河中拍摄三塔，而另有一张三塔的近景，刊登在1934年第二卷第五期《华安》杂志的封底上，摄影者是陈昺德。
陈昺德，海南文昌人，是当时有名的摄影家和体育教练。陈昺德生长于南洋，毕业于复旦大学，留校任体育教师，于1931年加入上海著名的黑白影社。陈昺德曾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率复旦学生军上前线，因此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在摄影家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陈昺德以拍摄人体照片，尤其是以拍摄电影女明星、沙滩美女、女运动员等出名，这也是迎合当时上海杂志美人照风行的时尚。陈昺德的这幅三塔，应该是站在三塔脚下所拍，三座塔身兀然而立，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显得高大挺拔。三塔中，只有右边一座有塔刹，另两座塔顶空空如也。可知早在1924年，三塔就只有一塔有塔刹了。
陈昺德另有一幅三塔照片，刊于民国十七年（1928）秋季号《旅行杂志》（China Traveler ）封面。
同样是在1936年，上海《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大型综合性杂志）第三十三卷第十九期《东方画报》首页刊登了一幅“三塔”照片，拍摄者是嘉兴人沈振黄。
沈振黄（1912—1944），原名沈耀中，其父沈阜升是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沈振黄在上海就读期间，自学绘画、书法、木刻，曾获得上海开明书店《中学生》征求封面画的第一面。毕业后，沈振黄在开明书店担任书刊插图和装帧设计工作，以木刻画作为书籍封面装帧，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指教，逐渐成长为我国现代木刻先驱之一。沈振黄漫画也很有名，他为著名的《生活》周刊和《世界知识》杂志所作的漫画，影响颇大。抗战期间，沈振黄参加了战地服务队，担任美术股股长，在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地创作了大量抗日宣传画和木刻画，并于1939年加入共产党，被誉为“多才的青年美术家”“部队中的画家”。1944年11月，沈振黄在护送文化界人士疏散转移中，因车祸不幸逝世。1950年，沈振黄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沈振黄虽以画家出名，但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来拍摄照片，也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以浩渺的运河为前景，背后是大片的灰色的天空，三塔挺立河边，展现出一种坚韧不拔、傲然不屈的精神风貌。
《道路月刊》是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发行的刊物，其1936 年第五十卷第三期，刊登了“嘉兴风景”的两幅照片，一幅是三塔寺，一幅是烟雨楼。作者署名蒋蓉生。
这个蒋蓉生，并非专业的摄影师，应该是曾经做过鲁迅学生的蒋蓉生。他原名蒋谦（1885—1966），字庸生，后作蓉生，绍兴人。1909年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读书时，鲁迅是他的生理学和化学老师。毕业时鲁迅还赠送给他一盒矿物界标本，并介绍他到一间学校工作。蒋蓉生后来在绍兴、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还担任过绍兴教育会评议员。绍兴离嘉兴不远，应该是其在嘉兴游玩时所拍摄的。
20世纪30年代，正是全民抗战如火如荼之时，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也反映在了三塔的照片上。《天津商报画刊》（天津商报社创办的综合类画报）1934 年第十二卷 第二十六期刊登了一幅三塔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为：
此为越州陈惠然君游嘉兴三塔寺摄以贻我者。光绪末叶，余曾一旅其地，奄忽二十六年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乌衣巷口曾相识也。今日者，塔景水光，明媚犹昔，而举目有河山之感，亦可慨也夫。蒋?裳记于唐山幸厂。二十三年九月十八日。
蒋?裳，杭州人，曾在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工作，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他于1934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刊登朋友拍摄的一幅三塔照片，以“河山之感”暗用《世说新语》中的“新亭对泣”，感慨山河变迁，悲叹国土沦亡，实是借景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