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与父辈，是创作的脐带，也是艺术的来路。
■杨志勇
近日沪语电影《菜肉馄饨》刮起一阵小旋风，一部似乎注定很小众的小制作电影却跑出了票房小黑马，小排片撬动高上座，连续数日拿下上海票房日冠。导演吴天戈说这部电影是他献给家乡和父辈的情书，为家乡和父辈拍一部电影，圆了一梦。
这是一只怎样的馄饨，能吊起观众的胃口？又圆了怎样的一个梦？
献给家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吴天戈的家乡是上海。上海是电影创作生产的重镇，也是重点的电影消费对象：外白渡桥、和平饭店，那是上世纪前半叶龙蛇争霸的帮会天地、风云际会的谍战前哨，“76号”没几个人不知道吧；东方明珠塔、外滩，那是中国开放的城市橱窗与改革年代的天然景片；张江高科、G60科创走廊，那是长三角城市群争相接轨的平台高地……我们的影视剧将大佬传奇、码头风云、财富神话都放在大上海，上海俨然是个大舞台。但当下上海2500万常住人口，1000多万讲上海话的原住民，尤其是这庞大数据中的普通人却很少走进影片成为故事的主角。这次《菜肉馄饨》从人民公园真实而戏谑的找对象场景切入，拉开了一对父子的相伴与几对老人交往的生活切片，由弄堂、菜场搭建的上海与“侬好我好”上海人的故事徐徐铺开。
这个故事有两个好的支点：馄饨与上海话，张嘴要吃，开口要讲。
美食是生活有温度的慰藉。菜肉馄饨，平常中有着神奇：有上海青的菜叶，有五花的夹心肉，有柔韧适度的面皮，再加上精致细微的制作过程，家庭成员的共同参与，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技巧。试想老汪小汪若没有这只馄饨的联系与牵挂，父子俩对戏尬聊会有多么寡趣，表演难度系数飙升啊！这只暖胃饱腹的美食载体，撑起了仪式感满满的家庭场景，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渴望。
语言是地域文化的窗口，语言不光是表演的技巧，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的体现。沪语，软糯嗲味，自带节奏，有腔调，将上海人的务实精致、智慧机巧表现得“活龙活现”。影视剧里讲方言，曾有过四川话、东北话、武汉话……沪语的《繁花》《爱情神话》，以及此次《菜肉馄饨》充分将上海的城市魅力发挥得“煞煞搏搏”。沪语电影的风行，也正是上海文化圈层的突围与拓展。
献给父辈，这里的父辈，首先泛指的是老人。在上海的户籍人口中，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位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尤其“初老”的银发族，刚刚退休，从“工作人”到“白相人”，从单位的格子里跳到没有围墙的弄堂社区，如何打发大把的时间，填充大把的精神空缺？像周野芒扮演的老汪，潘虹扮演的汪太，陈国庆扮演的老金，茅善玉扮演的美琴，王琳扮演的阿芳，他们在平常的日子里热心而有边界地帮忙，套路讲究地买单，孩子气地拌嘴起哄，醋劲的发酵，克制的隐忍……这些就构成了沪上老人的日常，是自然的生活流淌，也是烟火气蒸腾的诗意画卷。
这里的父辈，应该也指上一代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吴天戈的父亲吴贻弓是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吴贻弓老师的父亲是杭州人，母亲是嘉兴平湖人。抗战时他出生在重庆，少年回到上海，青年去北京求学，大时代的变动与起落的人生赠予了他丰厚的阅历，重庆、上海、北京等地的生活片断也化作了其作品《巴山夜雨》中的川江夜航、巫山烟云，《城南旧事》中的长城衰草、檐角残铃，《流亡大学》中的颠沛流离、无问西东……吴天戈导演生活、求学、工作长期在上海。电影作为造梦工厂，激情与想象，专业与技法，促成了他持续稳定的多产高产，创作涵盖了警匪、谍战、文艺、传记、都市、爱情等多类型影片，尤其他早年拍摄的《激情警探》《大捷》等作品多以悬念与矛盾冲突等为主。但在现实主义观照的电影中总能找到创作者个体的成长印迹。余华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而基于现实的电影创作何尝不是个人成长史的投射？你对生活潜入有多深厚，创作回馈你的就有多广阔。此次《菜肉馄饨》聚焦上海老人，上海的石库门不再是他需要依靠想象去跨越的创作桎梏，反而成为他深耕于兹，浸润于斯，打开独特海派风味电影、呈现当代上海影像的新天地。
我曾记述：“吴贻弓老师善谱大城小调，把小人物的小故事寄放在心，写普通人的小忧愁小感伤，是天下无事太平中个人的感情荡漾。在漫漫人生长路和驳杂社会风景中，他摄取的只是几则小小的片断；一点爱意，一缕柔情，一抹回忆，一处重逢。”在《菜肉馄饨》中何尝不是洋溢着这样充沛的诗意，在繁复琐碎的日子里，在饱暖之余却要克服离别、孤独、误解、置气……相形之下，关注、交流、包容、和解便显得弥足珍贵，烟火气中升腾出泪水与欢笑，成为解读上海“老汪”们，乃至更多中国老人的心理密码。
所有的回归都是对于生活本真的尊崇皈依，所有的回归都是经历感悟生活之后对于创作者成长史的抒写，这是一代又一代电影人对于现实主义艺术精神与人文情怀的衔接传递，也是无数电影人共同前行的诗意履痕。家乡与父辈，是创作的脐带，也是艺术的来路，质朴温馨的《菜肉馄饨》正是以诚意写就的致敬。（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