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轶伦
北方的树真高啊。白杨成列出现，一高高出三十来米。当风吹动叶片，哗啦啦响成一片，像走在湍急的河边。叶子正面绿，反面白，摇曳时，瞬息间千百种排列组合变幻，将照射下来的阳光分解又重构，闪烁如粼粼波光。我在秋天来到北京，从宿舍往南走，走到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沿着老护城河散步，倾听千万片树叶摇动的声响。
元大都城垣土壕遗址如今最高处十余米，宽逾三十米，若无红线圈起及“爱护文物”“禁止入内”标志，肉眼很难识别这些平平无奇的土坡，与马可波罗笔下那个繁华城市的宏伟城墙有关。1368年，元大都被攻克，北城墙向南缩约五里后另筑新墙，由此北京城的北界被重新定义。留下的土墙没有被铲平，是自然而然地颓废了下来，天长地久，生出草和树。
老人沿着它们散步，扎着头巾的跑者慢跑，一个小孩子蹒跚着在墙角下的草坪上奔向他的保姆。当孩子终于投入等待他许久的双臂，收获高声的夸奖，分隔城内和城外的界限消失了，分隔朝代和朝代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分隔此处与彼处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
只有植物在舒展、蜷曲，鸟在其间跳跃，它们灵巧地翻转身体啄食海棠结出的红果，细细的小爪子每一次跳动，都发出窸窣的声响。万物按照自己的节律生长，像对一切浑然不在意，像有人对一个不可战胜的巨人轻轻耳语一句“睡吧”，那巨人就坐下了，那土墙就睡着了。
北京的秋色，也进入了最美的时候。
我开始看惯了这些树木。而它们又给了我新的惊喜。原本乔木灌木上的叶子，一律都算绿色，但现在它们开始显现不同的色彩，像一群下了班的人，脱去统一制服换上了自己的便装。而每一件贴身衣，都是一个独立意志的展示。
有的变黄，有的变红，有的转成褐色、赭色，有的在一片树叶上同时呈现着数种颜色的渐变和晕染。本来满园色调一致，如今展露出截然不同的画面。
这个从单色到彩色的过程，究竟是叶片从无到有，因适应外界变化，开始变得新颖绚丽，还是它们从有到无，去除伪饰，终于暴露了本性的差异？
这大约就像一群起点一致的年轻人，初见时一样青葱可爱，然后在人到中年时，各自境遇千差万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但即便日日相见、比邻而植，有时也要耗费一片叶子的一生，才知道大家原本因颜色相近就引为同类，也算误会一场。
也许就是要到春夏都落幕，你才能在共性中看到个性，又从个性中看到共鸣，才能在告别中遇到相见，又从老成中萌生初心。也许生命就是要到回收的阶段，一个人才刚刚触摸到自己冰山下的本色，才能辨别一二，才能在最后一次爱中又如初次坠入爱河。
可冬的脚步就这样来了。一夜风紧，早上起来，宿舍楼下的银杏，落了一场金雨。任尔赤橙红绿，再盛大的色彩狂欢，都进入收尾。
我还是会在课后去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散步，裹紧我从南国带来的最厚的外套。一个我看不见的时钟在敲着点数。听到的生物都竖起了耳朵。
只见原先悠闲的动物变得紧迫起来，吃东西时不再从容。它们凭着本能在为越冬做准备。而高大的白杨，也叹息般摇落了所有的叶子。走在公园步道，地面如被一场落叶的大水漫过。
白杨树身上开始变得光溜溜的，那些如眼睛一般的图案变得清晰。
有的是狭长上扬的丹凤眼形状，有的如堆满鱼尾纹的老者的眼，有的是略略上翻的骄傲的眼，有的是慈目微睁的眼。当暮色四合，成排的白杨树身上，千百只眼睛会不会一齐眨起来，用一种我不能察觉的方式？又或者当夜色最终笼罩一切，它们会低垂下望，入定般凝视着每一个路人。
白杨树身上，那些被游客刻上的字，也由此显露。或许原本只是被刻在齐人高位置的一小行字，随着这高大的树的生长发育，名字变大、笔画变阔、位置变高，变得不可触及。我在下面辨认这些名字时，得仰头去看。
这是百家姓中的一个常见姓。或者是一个常见的男人名和一个女人名在一起。有时是一个有孩子气的字迹。恐怕没有任何恶意的，大自然的一个造物在另一个造物身上留下刻痕。树并不在意，它只是带着那疤痕向上伸展着。
那刻字的人，还会经常来这个公园吗？他还会在千万棵树里一下子找寻到自己的名字吗？他还记得刻字时的季节和心情吗？我不禁想，个体的寿命如此短暂，比这更长一些的是人的文字，再长一些的或许就是建筑物的残留，比如这一段城垣土壕遗址，要再长一些的就是大自然。当我们熟悉的一切参照都不存在，用以衡量物理距离和时空维度的尺度都消失意义了，这一片白杨还会在吗？
还会在吧。带着名字和名字在一起。（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