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
■记者 许金艳
11月9日下午，作为第三届茅盾文学周系列活动之一，作家、译者孔亚雷携新书《奇遇夫人》走进嘉兴衡山书屋，与现场读者共度了一段关于文学、热爱与不确定性的“奇遇之旅”。
这是孔亚雷第二次来到嘉兴。在他眼中，这座孕育了王国维、朱生豪、徐志摩等文化名人的城市，具有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独特气质。嘉兴的大教堂、名人故居，也成为他此行格外向往的目的地。
孔亚雷的人生履历本身就充满“奇遇”色彩：毕业于外贸学院，做过银行职员、报刊主笔，28岁时辞掉体制内的工作，开启全职写作生涯。如今50岁的他，已出版《火山旅馆》《李美真》等五部作品，翻译了莱昂纳德·科恩《渴望之书》等七八部作品。
他在莫干山脚下的村里已经生活九年了，与满屋子藏书、一院花草为伴。“我们是那种好奇型作家，希望读很多书。”他还喜欢和村里人交朋友，村里人简单而朴实的生活，能给他创作的灵感。
在讲座分享后，我们也和他聊了聊。以下是我们整理自讲座分享和采访的内容。
关于《奇遇夫人》：自然生长的“音乐概念专辑式小说集”
《奇遇夫人》和普通的短篇小说集不一样，我更愿意把它比作一张音乐概念专辑。通常来说，小说家的短篇小说集，大多是把以前零散发表的作品集中在一起，不一定有非常确切的主题联系。但《奇遇夫人》的小说有着极强的有机性，互相之间有联系，但这种联系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物或情节关联，而是内在的、核心的呼应和对应，是一种有机的整体。
甚至说得极端一点，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松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那五年来，我没有写别的东西，这个小说集最让我有感触的一点就是，无论是对我的创作也好，还是对读者的阅读体验也好，它的那种自发性、那种有机性，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不是我刻意设计出来的，而这一点对我的写作来说特别重要。
书名来自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奇遇》一书中提及的18世纪德国诗人的诗句。
我把这首诗的片段也放在了题记里，里面提到的“奇遇夫人”，我觉得跟我的小说刚好特别契合——我的小说第一篇就叫《奇遇》，而且里面每一篇几乎都是一场奇异之旅。同时，“夫人”这个词也带着一种神秘的女人味，夫人意味着年长的女人，而年长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母亲，一方面是养育（的力量）；另一方面其实有着天然的、非知识性的、直觉性的启示，所以它完美概括了我这个小说的整体风格和特质。
翻译和创作：翻译的前提永远是热爱，写作最重要的是耐心
我翻译的前提永远是我特别热爱这本书，从来不会接受出版社的邀约。我翻译第一本书《幻影书》，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的。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愿意做翻译，毕竟翻译的稿费非常低，但对我来说，钱只是价值的一种衡量方式，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那种。
翻译有别的价值在里面：你的生命会留存其中。如果你足够有能量，你可以把这种能量从原作传递下去，这是一种特别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翻译就像做牧师，已经有一个神在那里，你要做的只是传达他的道。我觉得翻译特别幸福，非常安心、安稳。你每天工作一定的数量，不用担心明天要写什么，因为“神的道”已经存在了，你的痛苦只在于怎么尽量传神、逼真地传达他的旨意。
而写作和翻译完全不同，写作是创造一个世界。俄罗斯有部电影叫《上帝难违》，你要创造一个世界，不但需要能力，还需要自信。你怎么知道自己有那个能力？你怎么能确定自己是一个天才或者不是一个天才呢？这件事情其实是无法确认的。所以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才华——有才华的人太多了，最重要的是耐心，是一种耐性，一种性格使然的坚持。
我特别喜欢雷蒙德·钱德勒的犯罪小说，这种侦探小说的框架也融入到我的写作中。
对我来说，拿到一篇文章就像接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写完之后我就会解开一个秘密，一个小小的秘密。如果没有这个秘密出现，如果所说所写的在你写之前都已经想到了，那么这个小说基本上就是失败的小说。
写作中，理性和非理性的比例特别重要。如果理性的成分特别多，小说就会显得死板、生硬，没有生命力，像一个死物，但如果理性的成分太少，全靠直觉和非理性，文章又会无法储存力量，像没有杯子装的水，会散掉、漏掉。
这就像养孩子、养植物，你不能拔苗助长，要听从它的生命节奏。你能做的只是种好种子、找对土壤、保证阳光和水分，这些外围的事情很重要，但本质上还是要让它自然生长。
写作模式：“放弃点”“魔法点”和“觉得自己在破案”
我的每篇小说（包括长篇）都有两个写作点，一个是“放弃点”，一个是“魔法点”。
“放弃点”就是写到一定时候就很想放弃，你会觉得“这个小说不行了”，还会自我安慰“不写这篇也不会影响你成为大师”，觉得这东西没前途，太烦了，想换一篇写。这种感觉我写每篇小说都会遇到，特别危险，很多作品就是在这个点上夭折的。
一旦熬过这个点，继续推进，一般对我来说，就会进入另外一个点，就是“魔法点”——那一刻，所有之前铺垫的因素会突然动起来，人物和故事一下子就活了过来。那个瞬间我会全身发麻，那种感觉就像天人合一，仿佛被什么神秘力量笼罩住了。
很多大作家也是如此，像海明威、帕博克，他们都在访谈里说过类似的话。我们每写一部新小说都非常痛苦，因为我们都觉得面对一个全新的东西，根本没有经验可以借助。
《奇遇夫人》之所以写了这么长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我懒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形成一种迷信：我觉得自己在破案嘛，发生在我身上所有事情都会影响这个案件的进展，都会帮助我知道“凶手”是谁。我会倾向于慢慢地、耐心地，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包括我自己读过的书、我的经历、我的直觉，甚至我去旅行见到的人、得到的某种神秘的暗示，这些都会在某种意义上影响我的作品。如果花的时间太短，我可能会抓错“凶手”，找不到真正的秘密。
文学观：不确定是文学和艺术能教会我们的东西
写作20多年，我最深的感悟是：文学、艺术乃至人生，最重要的都是不确定性。
现在是消费主义时代，大家都无比渴望确定。但其实生命最美好的本质就是不确定，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不确定性也正是文学和艺术能教会我们的东西，文学和艺术也是对抗消费主义非常重要的武器。
我不喜欢桃花源，因为里面没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对写作和人生都很重要，这也是我小说里“逃离桃花源”的寓意。
周边的人，表面上看，都很富足，但很少有真正开心、充实、宁静而幸福的人。我们有淘宝上买不完的东西，有无数的消费选择，生活也越来越便捷，但精神上越来越空虚。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恐惧不确定性，而我们又忽视了文学经典的力量——这些古老的经典，其实是对抗这个时代焦虑非常有用的工具。
我不是在说鸡汤，这是我通过痛苦的写作、艰难的创作得出的结论。
做一个作家，最大的奖赏，我觉得是让我有个巨大的乐趣——阅读。我一直推荐大家读经典——托尔斯泰、契诃夫、亨利·詹姆斯，还有中国的古典文学，像《红楼梦》，哪怕一年读一本，每天读15分钟。
你说我是不是书房作家？我觉得世界上只有好作家和坏作家之分，没有书房作家、农田作家、快递作家、官员作家区分。任何题材都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官场题材可以，宫廷题材也可以。就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讲的是俄罗斯贵族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相去甚远，但我们读起来依然能被滋养，就是因为它们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人性。
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2006年翻译的《幻影书》，早期我的文学素养、品味和风格，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就像“喝西方母亲的奶长大”的孩子。但在40岁之后，我发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妙，明清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特别美好，甚至它跟西方的文学有某种类似于时间虫洞一样的关系。
我现在也在补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些课。想想以前的作家，像鲁迅、郁达夫、施蛰存这些前辈作家，他们的知识结构比现在的作家合理得多，他们大多懂一门以上的外语，古文也非常好，能写古体诗。
现在我们很多人经常去健身，很多女孩子去做医美，都想去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美、变得更健壮，却忘了怎么从精神上提升自己。我们需要文学，需要阅读。一旦你精神美了，整个人其实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