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起铭
桐城派是清代乃至民国前期中国最大的散文流派，早在乾隆年间，文坛就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慨叹，晚清名臣曾国藩更发出“举天下（文章）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姚鼐）者也”的赞叹。
正如桐城后学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所言，“夫学问之道，非可囿于一乡也”。桐城派虽以地名派，但影响力远不限于桐城一地，而是在长达两百余年的传承流变中，构画出一幅包括阳湖派（江苏常州）、新城派（江西黎川）、岭西五大家（广西桂林）、湘乡派（湖南湘乡）、侯官派（福建福州）、莲池派（河北保定）等作家集群重镇在内的“桐城文学地图”。
嘉兴素有文化之邦的美誉，这片吴根越角的膏腴之地更是风华绝代的人文沃土。嘉兴与桐城同在长江下游，水脉相连，文脉相通，如朱彝尊曾在《静志居诗话》中称赞方苞所在的桐城方氏家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东南学者，推为帜志焉。”在桐城派兴起后，嘉兴也出现了一些与桐城派人物有师承或私淑关系的文人，鲜少为人关注，笔者近读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且略记述之如下。
宗尚桐城六私淑
在《桐城文学渊源考》中，有三位嘉兴文人被刘声木列为归有光的私淑弟子，分别是秀水县籍的高均儒、吴绍曾和嘉兴县籍的王元启。
高均儒原籍福建闽县，后寄籍浙江秀水，《桐城文学渊源考》称其“工古文，得归、方正轨”，此处的“归、方”就是指桐城派推崇的明代唐宋派古文家归有光和桐城派的开派祖师方苞。在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上，高均儒推崇桐城派，曾“手写姚姬传《尺牍》刻之”，《清史稿》称高均儒“尤服膺宋儒”“笃守程朱之学”，可见在“宗宋”学术取向上，高均儒也是桐城派的同路人。在人际交往上，高均儒与《方苞年谱》作者桐城人苏惇元交往密切，他还与姚鼐的再传弟子杭州人邵懿辰（从姚鼐弟子梅曾亮受古文法）相友善，可见确实与桐城派渊源甚深。
吴绍曾亦是秀水籍诸生，史籍中关于其记录不多，《桐城文学渊源考》中关于他的记述是“私淑明归有光，其为文法密而体正，气盛而辞质，律以古人之绳墨不失尺寸，确与有光为近撰”，这里对吴绍曾文章的评价，与方苞的“义法”说颇为接近，故其被桐城派引为同道。
最后一位被列为归有光私淑弟子的嘉兴人王元启，系乾隆辛未进士，官至将乐县知县，其古文创作风格与归有光接近，《桐城文学渊源考》评价“其为文一本韩子（韩愈）……其义法之正，文辞甚美，雅近明归有光”。其本人在文章中也反复表达对归有光的认同，如“余少好读归震川书”“近世则归震川书好诵之”。其实在古文之外，王元启的学术特色也颇为鲜明，即“学问博奥，尤深于《易》，而善言礼，专业历算”，在天文历算和数学方面，王元启有一定成就，著有《勾股衍》等，被称为“独绝”之作。
在方苞弟子及私淑文人中，《桐城文学渊源考》列出一位桐乡人蔡寿祺，说他“自言为古文由方苞姚鼐而上溯欧曾，十年于兹不能得其要领”。虽说在刘声木的桐城派谱系中，作为方苞私淑的蔡寿祺似乎比前三者更接近桐城派核心人物，但实际上与他们一样，属于桐城派的外围作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程朱理学，在古文创作上宗尚唐宋八大家、明朝唐宋派尤其是归有光，部分人与桐城派作家有一定交往。
历来论桐城派在嘉兴乃至在浙江的代表人物，最知名的莫过于钱仪吉、钱泰吉兄弟，钱氏兄弟出身嘉兴望族，远祖为吴越武肃王钱镠，曾祖父为乾隆年间士林领袖钱陈群。《桐城文学渊源考》称钱仪吉“其风指与姚鼐相近，文亦颇法姚鼐”，而钱泰吉是“师事从兄仪吉受古文法”“其论文亦颇法姚鼐”，但近年来学界已倾向认为二钱的桐城派身份是被“建构”出来的，如周游在《制造与遗忘——从嘉兴二钱与桐城派的关系说起》中指出，二钱在古文研习方式与具体的古文创作趣味都与桐城派大相径庭，而与吴派汉学家的古文旨趣更为接近，因此在桐城派的光谱中，二钱的地位基本上跟前述四位一样，属于较为外围的成员。
惜抱弟子居魏塘
私淑也好，“建构”也罢，总之前述六人与桐城派关系较为疏远，可谓介于门内门外之间，明清文学流派本无明确界限可言，明争其是非意义不大。因此这里另开一段，介绍一位与桐城派姚鼐有明确师承关系的嘉兴文人——郭麐。
郭麐字祥伯，号频伽，江苏吴江芦墟人。因生而右眉全白，人呼为“郭白眉”。郭麐与嘉兴的渊源有三，一是其祖籍秀水，明代中叶其祖父郭锷始迁吴江芦墟，二是其母翁氏为秀水人，三是郭麐三十岁以后即从芦墟迁居嘉善魏塘，又回归了祖居之地。
郭麐少时有“神童”之誉，在《授经园诗序》中他回忆道，“余幼从先君子受读，七岁学为诗，九岁学为文，十一而就试”，十六岁即补诸生，被家人寄予深重希望，但造化弄人，此后郭麐数次参加乡试皆不售，科举生涯止步于此。
郭麐的科举生涯虽然不顺利，但因为隶籍吴江，参加乡试要到南京，才有了与桐城派的一段渊源。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二十三岁的郭麐在南京与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不期而遇，旋即作诗以呈对方，诗中有“嵇首欧冶子，成就百炼钢”之句，具道个人志向以及盼望得到姚鼐的指导。最终他如愿以偿，拜入姚氏门下，在南京钟山书院从学三年之久。
在这三年中，姚鼐对郭麐竭尽心力，栽培化育，这从郭氏“传衣往事明明在，筑室私心耿耿孤”的转述中足见一斑。而郭麐对乃师亦有发自肺腑的感激，对于跟随姚氏受学的经历，他时有饱含深情的追忆，作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怀惜抱夫子》有云：“最忆姚夫子，寥寥千载心。文章当代少，风雪一灯深。”
与此同时，姚鼐对家境艰难的郭麐也多有照顾，不仅“时以束脩益之”，在郭氏科考失利后，姚鼐推荐他进入桐城籍官员汪志伊幕府，称道其“文艺、诗篇、书法皆佳”。姚、郭师生相处融洽，感情深厚。以师生间的深厚交谊为基础，郭麐得以深刻体悟并把握姚鼐辞章之学的精髓。
郭麐对乃师姚鼐的古文造诣称道不已。嘉庆二十三年（1817），他在为王芑孙所作挽诗中，首先论及姚鼐在文坛的崇高地位：“海内古文词，寥寥指可数。吾师惜抱翁，独立相扶树。”道光四年（1824）其连续作《舟中读惜抱轩集》《寄春木宝应》两诗，后诗有云，“前辈典型殊未沫，后来沧海恐横流。欲从姚合论斯事，怊怅江淮不系舟。”面对“沧海欲横流”的现状，期待与对方联袂发扬乃师之学，足见郭氏对姚鼐的崇敬与感念。
在师承关系上，郭麐除了师从姚鼐，同时受家学影响甚深，在南京也曾问学于袁枚，兼收并蓄的文学思想让郭麐与桐城派其他弟子颇有不同。此外，他一生命途多舛，造就了狷狂不羁的性格，虽熟谙桐城家法，却并不盲目追随或一味附和，在姚氏弟子群体中具有鲜明的另类色彩，导致当时和后世对其古文成就重视程度不高，这也是为何在文学史上，郭麐更多作为“浙派”诗人而非桐城派文人出现的原因所在。
另外，在嘉兴，另有一位与郭麐一样原住吴江芦墟，后迁居嘉善魏塘的文人潘眉，此人“师事同里郭麐，继迁魏塘，时郭麐亦移家于此，朝夕过从”。被《江苏籍桐城派作家及其撰述丛考》列为姚鼐的“续传弟子”，也可看作桐城派中又一嘉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