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孝平
有个词语叫“行商坐贾”，说的是过去的商人是行走着做买卖的，即如汪曾祺先生笔下卖眼镜的宝应人。早个三十年，我们村坊上是经常有这样的行商的，那调门不一的悠扬的吆喝声是他们最好的广告词，也成为留在村民心中长久的生活符号。这些吆喝声，短，清晰。
这些都是小生意人，卖被面的，放爆米花的，修缸补碗的，做皮蛋的，收鹅毛鸭毛的。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年轻的。大生意还用得着走街串户吗？他们或悠悠地推着一辆旧自行车，或沉沉地挑着担，或慢慢地背着包袱走路。从村东头喊起，至村西头，声音始终回荡。这吆喝声，喊了不知多少年多少遍，声调、节奏早已固化成了统一模式，和用喇叭放的录音一样，但要好听得多。他们不外乎提供商品与服务，都是农民缺少的。
上门服务，这是最吸引农民的地方。农活多，交通不便，还要守家。淅淅沥沥的春雨里，卖被面的圆脸妇女一手撑着黑伞，驮着红色的肥厚的包袱来了:“被面子要伐，被面子。”往往是两三个结队来，供选择的款式、颜色多些。似乎有一个是领头的，她的嘴巴最厉害:“都是最新款式，俏得很，价钱绝对实惠。”细雨中，闲在家的妇女们闻声而来，挑挑拣拣，嘻嘻哈哈。她们被鲜艳的日子包围着，眼里泛着光。也许费了许多唾沫，包袱的重量没有一丝减轻；也许经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几单买卖，嘴巴高喊“这不来塞”，但是出门时脸笑盈盈的。不管如何，一阵喧闹后，还得出来行路，去下一个地方。
树上挂满暗红的柿子时，“放爆米花啰！爆米花！”的声音坚实地走来了。农闲了，妇女们在家织毛衣、纳鞋底，准备着过冬的衣物，还凑一起边弄边聊，嘴里说得淡淡的，嘴角溢着白沫。等她们各自回家，抓米、寻袋子、挎着竹篮急匆匆赶到时，某家的白场上已排起了歪歪扭扭的长队。妇女们歪着，老人们靠着，孩子们跳着。穿蓝布衫、戴鸭舌帽的老师傅安然坐着。他将铁球盖打开，把大米倒进去，舀入一点糖精，盖上，用一根小铁棒拧紧，放倒在铁架上（铁架下是几块烧红的炭），左手将铁球顺时针均匀地转动，右手拉动风箱。球下方的铁环上有表，可计算时间。一般五分钟左右后，老师傅的手停了下来，妇女们下意识退后几步。老师傅将小铁棒插进铁盖，稍微顿一顿，大喊一声：“响啰！”一脚踩下去，将铁盖踏开，里面的空气和能量将放好的爆米、黄豆冲进麻袋。将铁球移开的瞬间，麻袋里弥漫出一大股白色的热气，将围观的人群冲散。
夕阳把血红的光亮洒到白场上，投在老师傅酱紫色的脸皮上。起风了，几片落叶舞动着。白场上稀稀落落，只剩下光秃秃的影子。老师傅的担子轻了些，他迈着快步消失在一片嘎啦嘎啦的咀嚼声里。残阳把他扯得细长，他不再喊了，他喊一天了，嗓子打起盹了。
风中，头戴毡帽的师傅来了，叮叮咚咚，用铁条敲击着一只破碗，声带开始振动：“甏要修伐——有缸要补的没？”家里不免有裂了痕、漏水的甏与缸，都是派大用场的，就请这位师傅来屋檐下修补，来年开春还得腌榨菜呢。买一个多贵，也不方便。这些大家伙，都是一次性买够，用几十年。
师傅用铁锤轻轻敲打，靠眼睛确定具体位置，涂一点墨汁作为记号。下锤开槽，叮叮咚咚，裂痕两边钉上铁攀，清理槽内碎末，再用灰色的胶水涂抹裂痕，如此，便补好了。这行当，是三百六十行之一，古老得很。修补的师傅，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远近闻名。这家补好，那家又来喊了，生意是不断的。晴天行，雨天也走。
这些各具特色的原创的吆喝声，算来得有十几种。在陌生又宽阔的农村，他们靠这些吆喝开路，招揽生意，养家糊口。他们的技能，皆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没有喇叭，全靠肉嗓喊，农民一听，就知道谁进村了。有需要的赶紧出来老远就喊住他，怕吆喝声远去。他们不是每天来，来过这个村坊，怕是要隔几天才会来了。
传统又封闭的农村之所以稳定，农民哪怕一辈子不出村都能生活，是因为农村是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吃喝穿用、生产、娱乐、治病都可以在村内解决。而这些行商也是农村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这些朴素的吆喝声，喂养着农民，喂养了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吆喝声也是封闭落后的产物。现在，传统吆喝声在农村已经隐遁，而听着吆喝声的我们长大了。农村开放了，它有了和外界、市场深度接触的触角，有了去远处的交通、通信、经济条件，这些吆喝声里的内容不再稀缺。远处，店铺林立，商品充足，人头攒动。苍老的吆喝声远去，父辈未曾有过的新生活扑面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