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说文解字》解释为“西域浮屠也”，《汉语词汇通史·东汉卷》详释为“收藏舍利、经卷、佛像、法器等的尖顶建筑物”。
北宋熙宁六年（1073）某日，一叶扁舟沿运河而行，苏轼遥见运河拐弯处三座砖塔矗立，便知嘉兴已到。
苏轼走入景德寺，老友钱顗已候他多时。两人汲水、煮茶、品茗。“一湾水前小心煮茶，三座塔下大意说禅”，举盏说笑间，夕阳西下，沉敛静谧的三塔倒映在运河中，岸上松风沸汤、盏浮建茶，照见东坡居士与友谈禅说道的空灵自在。清代许瑶光以此“茶禅夕照”为典故展开演绎：
西丽桥波洗暮钟，江天倒浸落霞红；
茶禅寺外湾湾水，霜叶芦花一钓篷。
一说三塔始建于唐代，但并无文献或直接物证，嘉兴文化学者杨自强综合多方史料，推断三塔始建于五代，考证三塔湾最早记载于《至元嘉禾志》：
其初寺基下是白龙潭，凡遇风涛危难或遇天晴，有白光三道。其僧行云积土填潭，造塔三座于光起之处。时人称为三塔湾。
三塔伫立在运河畔，是运河的导航坐标，古往今来无数客旅和船工的“定心丸”。
水乡嘉兴，很多塔初建时或为航标或为镇水。
钱塘潮日夜冲刷的海宁盐官，占鳌塔就以镇海塔之别名，寄托以塔镇海、驯服潮水的民间信仰。
塔，是地域符号与文化象征，也成为许多游子乡愁所系。
清康熙十三年（1674），旅居北京的朱彝尊创作百首《鸳鸯湖棹歌》，排解思乡之情，第一首就写真如塔：
蟹舍渔村两岸平，菱花十里棹歌声；
侬家放鹤洲前水，夜半真如塔火明。
真如塔曾位于嘉兴南门外西南湖西侧。据载始建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屡毁屡建。1959年，严重倾斜的塔刹，被移除，如今陈列在嘉兴博物馆。
三塔、真如塔都属老底子嘉兴人心心念念的“七塔八寺”。
不过，“七塔”之说略有不同，一般指三塔、东塔、真如塔、壕股塔和铜官塔。
元吴镇《嘉禾八景图》中如果把三塔并称一组，倒可算是一版“七塔”：三塔、真如塔、长水法师塔、濠罟塔、楞严塔、吴江塔及吉祥大圣寺旁未标塔名的塔。濠罟塔，即壕股塔，相传始建于宋代，几经倾圮与重建，今天南湖畔有新建壕股塔，登塔俯瞰，南湖烟雨一览无遗。
“七塔”中的铜官塔，据《嘉兴市志》，铜官塔亦名同官或铜棺，又名孩儿塔，初建约在五代或北宋时。一说是北宋宦官童贯所建，取其谐音，一说官员集资建塔，故名同官。
如今，少年路新建孩儿塔，附近有塔弄，是昔日孩儿塔留存的遗韵。
城东的东塔路，则提醒后人嘉兴曾有座位列“七塔”的东塔。
清嘉兴女画家沈瑴所绘《嘉禾十二景·东塔寺》题款：
东塔寺，汉朱买臣宅，有墓存焉；梁天监中建寺，隋仁寿年置塔。
“隋仁寿年置塔”是目前可考的东塔是“七塔”中历史最久远者的记载。
东塔是城东地标，历代嘉兴百姓登高揽胜的绝佳胜地。
元代诗人张宪，在《题东塔寺》中形容平原嘉兴：
嘉禾名胜地，游赏惜无山；
偶上东城塔，全吴在此间。
地势平坦，缺乏象征“文笔”的山峰，古代堪舆术认为不利科举与人才，东塔所在城东代表嘉兴“文昌位”。
明代刘圻称东塔“浮屠百丈壮天涯”。这座与科举几乎同时代出现的东塔，又有“文峰塔”之称，被一城百姓寄予提振文运的厚望，可说是科举鼎盛的嘉兴，崇文重教的见证，东塔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雅聚之所。
清知府许瑶光，有《东塔朝暾》：
地邻东海晓波黄，缥缈朝云捧太阳；
吴越河山都入照，却饶孤塔早霞光。
文运昌盛的嘉禾还有多处文峰塔。海宁占鳌塔，以“独占鳌头”寓意科举高中、人才辈出；平湖报本塔，以“补地势、镇水患、兴文运”成为平湖风水塔与文峰塔；崇福文璧巽塔，以笔砚的象征意义，寄托百姓提振教育的良苦用心……
一座座古塔，见证嘉兴的兴衰与荣辱，承载着城郭的乡愁与记忆。
在历史长河中，它们的功能早已超越佛教“浮屠”，承载着更为多元的文化象征和精神含义。
筑庐人境 平心养思 张嫣 文 许弘俊 刻
斋，《说文解字》释为“戒洁也”，《辞海》有四义：古人在祭祀前或举行典礼前清心洁身；书房、学舍；素食；施饭与僧。
斋的本义与佛教文化有关，在演变中涉及儒、道等文化，唐时，书斋被广泛应用，《全唐诗》中比比皆是，成为社会通用词语。宋欧阳修《居士外集》则称“谓夫闲居平心以养思虑，若于此而斋戒也，故曰斋”。
宋以后，书房通称书斋，藏书家的称号也被成熟应用。
可见，斋是平心养思、修身养性的地方，典藏书集，著书潜心最为合适。
嘉兴书斋文化发轫于宋元，至明清达鼎盛。
隋唐以后，特别是宋室南迁，嘉兴快速发展，至明清，更走在全国经济、文化前列，硕儒汇聚、文教兴起，涌现出一大批全国知名藏书家。
杨自强《嘉兴文史记忆·嘉兴卷》说，自南北朝至近代藏书事迹可靠的浙江历代藏书家中，嘉兴藏书家315名，列浙江第一。
嘉兴有史可查的第一个藏书家为北宋赵衮，在南湖边筑“赵老园”，宋张尧同以诗记之：
藏书几万卷，归老此林泉。
不为寻莼鲙，于公亦有贤。
许棐梅屋、闻人滋南湖草堂、岳珂金陀坊、赵孟坚彝斋等藏书也远近闻名。元代，富商马端看山楼聚书万卷、张雨黄篾楼藏书名噪于时。
明清之际，嘉兴藏书家在中国藏书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项笃寿、项元汴、项元淇三兄弟，李日华六研斋，冯梦祯快雪堂，曹溶静惕堂，朱彝尊潜采堂、曝书亭，葛氏传朴堂，张氏涉园，马氏道古楼等皆海内闻名。
透过书斋，不仅可领略文人情操和立身之道，还能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一个家族延绵不绝的密钥、一种隽永美学价值的形成路径。
嘉兴人耕读传家，不乏延绵几代的藏书世家。吴氏拜经楼历经三代，包柽芳祖孙四代、黄洪宪三代皆以藏书为重，蒋氏衍芬草堂藏书历经六世递藏，绵延两百余年，久负盛名。
家族传承比比皆是，其中，伉俪同痴，自相师友，更成为江南一大美谈。江南读书之风兴盛，有识之士对女子更加宽容，使得她们自我价值超越闺阁，影响社会。
明末名妓柳如是归钱氏后，除绛云楼为夫妇藏书之外，另有惠香阁藏书，还协助钱谦益完成《绛云楼书目》；海宁女诗人查惜嫁给马思赞，夫妇藏书道古楼，查惜的《南楼吟香集》由马思赞刻书传世，被藏书家管庭芬赞誉为“东南藏书之冠”；女词人沈彩为彭贞隐婢女，随嫁平湖藏书家陆烜为妾，受彭贞隐启蒙，陆烜指授，学问遂精，藏书刻书，著有《春雨楼集》。
买书、藏书、著书、刻书及同好交流几乎成为书斋主人的主要生活内容。书斋中诞生的思想与文字，也绘就中国文化传承史和文人心灵演变史。
藏书家不乏学者，周春、吕留良、朱彝尊、钱仪吉、钱泰吉等皆为当世名家。他们抄录典籍、著书立作，为文献保存和流传作出巨大贡献，海盐胡震亨历经十载编就《唐音统签》，是中国古代私人纂辑、最大的唐五代诗歌总集，成为清《全唐诗》底本。
读书人的世界广阔而幽深，一方斗室，便可安身立命。盛世承平时，书斋是读书人修身养性、陶冶性灵的栖息地；厌倦尘嚣时，书斋是自成一统的隐居地、独善其身的心灵避难所；遭逢乱世时，书斋是对命运最后的倔强与精神的恪守，是兼济天下的疗愈地。
平湖葛嗣浵创办稚川义塾，私人藏书成为寒门学子的文化宝库，为百废待兴的国家输送大批栋梁之材；海盐张氏藏书历经十代，九世孙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以藏、刻、著、出版及教育集大成者而名震华夏。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的人生信条，也是世家传承的根基，从中或可一窥一地之文人精神与文脉延续。
回首江南书斋数百年过往，无论是嗜书如命的痴迷，还是藏于致用的执着，或是为天地立心的担当，都守护着那个独立而丰盈的文人精神世界。
涵养学术 传承文脉 武桢 文 邵德法 刻
院，《说文解字》说“坚也”，本义为坚固，引申为围墙，以及被墙围起来的院落。《康熙字典》则说，官廨曰院、儒者所居曰书院、浮屠所居曰僧院、道流所居曰道院。
其中，“儒者所居”的书院，是读书人聚集的地方，是文化传播、文脉传承的重要场所。
嘉兴有耕读传家的尚文之风，特别是宋代以后，民间读书风气盛行。
朱彝尊在《〈太守佟公述德诗〉序》中写道：“乡之大夫士好读书，虽三家之村，必储经籍。”
浓厚的读书氛围造就一批批优秀人才，也因此书院颇盛，《嘉兴市志》统计历代书院，宋代四所，元代八所，明代十五所，清代三十三所。这些书院大都建在风景宜人处，多以一方名胜命名，如鸳湖书院、东山书院、魏塘书院、当湖书院、新溪书院等。
书院承担着培养一方士子的职能，与官学互为表里。书院比官学更灵活多样，通过大儒讲学、同门切磋等不同方式，将为学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
清康熙年间，嘉兴郡守吴永芳在《鸳湖书院记》中记录了学子在书院会聚一堂，“奉先儒之范，读其遗书，景其懿行”。弟子们在大堂听先生讲学，间或互相讨论义理，修身守正，博学精研。院的本义为坚固，为学亦当如是。
与四平八稳的官学相比，书院更彰显自身的学术风格，承续“道统”，往往表现为对往圣先哲的精神追随，这在书院的开门宗旨中即多有体现。
明嘉靖年间的文湖书院宗王阳明的心学；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车大任建仁文书院，以明代薛瑄、王阳明、陈献章、胡居仁“四先生”的学术为根本。
吴永芳所建鸳湖书院，开宗明义提出“英贤接踵而当代儒者则推稼书陆先生”，明确师法当世大儒平湖人陆陇其。
当时书院都有祭祀传统，吴永芳多次提出将陆陇其作为祭祀对象，清雍正二年（1724），“议准从祀”了。清同治年间，嘉兴知府许瑶光提议在书院中再供奉著名理学家桐乡张履祥，也“奉准从祀”了。
和追求科举登第的应试教育不同，书院更注重个人修养，所以能行之久远的书院多以品格为上。
许瑶光给濮院翔云书院作记，认为“书院造士，使之考诗书、说礼乐，渐引于圣贤大道之域，非止为文艺科名发也”，要引导学生抓住读书的根本，涵养风雅精粹之志，而不是专门为了博取功名。
海宁仰山书院，院名取自《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见对高尚学术品格的不懈追求。
书院，既是古代读书人问学所在，也是地方文化一脉相承的枢纽。
南宋大儒朱熹弟子辅广在崇德县始创的传贻读书堂，南宋咸淳五年（1269）定名为传贻书院，历宋、元、明、清四朝，“以传先儒、贻后学为己任”，颇有继往开来的意思。辅广传承朱熹学问，和当时通行的理学学说相结合，构建独特的学术系统。传贻书院以此为渊源，将这条学术纽带代代传承，不负“传贻”之名。
宣公书院则纪念唐代名相嘉兴人陆贽陆宣公。陆贽为政通达、体察民情、为官清廉，被评为“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奏议尤为后人推崇。周伯琦《重建宣公书院记》认为宣公“不惟是吾郡之典范，亦可为天下士子之楷模”，书院以宣公为名，“读其书，思其人”——可见，历代文人聚集在书院里诵习经史，阅读宣公奏议，他那忧心社稷、系怀苍生的政治实践，激励后人以天下为己任，砥砺奋发。
宣公书院自南宋以来，屡有兴废，但一脉相承，一直是嘉兴传播经世致用的儒学文化学术的重要场所。2021年，宣公弄异地重建宣公书院，展示陆贽清廉为政的品德，书院成为对外开放、宣传文化精神的公共空间。
有关嘉兴书院记载始于宋代，书香文脉绵延千年，对这片土地尚儒崇文风气的形成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传统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承先启后、吐故纳新，在滚滚的社会变革浪潮中，承载着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时代任务——这又是另一番全新的局面了。
满园春色 文化乡愁 朱利芳 文 鲁伟丰 刻
园，繁体字为園，《说文解字》释为，所以树果也，本义是种植果木的地方，其中，袁为衣长貌。细观此字，像极了一个穿着宽袍长衫的人，在小空间内自洽。
园林遥远的起初，大概只是一曲贴近平凡之歌，庭院、果园或花园。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四周围了起来，种些蔬果。五柳先生陶渊明沾着晨露而来，荷锄戴月而归，尘嚣远离，面对榆柳桃李，写下《归园田居》，成功地在田园开辟出一方精神领地。一句“归去来兮”携带着返璞归真的理想，大风起。
北宋张九成“被下放”时，也写《拟归田园》。
园的朴素底色令人心安。这位海宁状元因反对秦桧议和被贬南安军十四年，其间写了这组诗。“长日何以消，忘言书一束”“荆棘顿披除，大道何其广”，既是对陶渊明的致敬，也是心境自述。
从田园到家园，自私域空间出发，至广大的文化乡愁、精神载体，园的内涵在“扩张”。
故园回望那一眼，泪涔涔，情依依。园，不仅是物质通向精神的性灵之所，也承载着故土乡情。
你走入他乡旅行，遇见的某个园林，也许正牵着别人的乡愁，“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南宋戴复古《初夏游张园》记录的江南名园早已消失，2002年桐乡石门意外发现了张园遗址，这个罕见的南宋私家园林考古发现，在2011年被列入浙江省级文保单位。
园林兴废起落，在时间长河里代代相承，建构东方审美的经典，传承着中国人的美学。
名园大都兼得“宛自天开”之趣和“以画入园”之韵，讲究天人合一、山水有灵、居而有境、诗意交融。南宋诗人杨万里《烟雨楼》可为例证：
轻烟漠漠雨疏疏，碧瓦朱甍照水隅。
幸有园林依燕第，不妨蓑笠钓鸳湖。
嘉兴在明清进入园林的“全盛期”，光绪《嘉兴府志》列举明朝传统园林71处，为历朝之最。
有太多传说隐入湖石山水间，幸有躲过战火劫难的海盐绮园，仍在述说着“浙中第一”的骄傲；苏州名园拙政园，也曾被“海宁相国”陈之遴买下送给妻子。
园林讲审美，也离不开政治。
嘉兴最“贵气”的园林，安澜园绝对排得上。这座南宋安化郡王王沆的故园，明万历年间，由陈与郊在废址上建造，称“隅园”。清雍正十一年（1733），八十二岁的陈元龙扩建更名为“遂初园”，其子邦直在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将园林“重装”为重楼复阁的百亩大园。乾隆入住后，赐名安澜园，回京后念念不忘，在圆明园里“克隆”，同样定名为“安澜”。乾隆三度南巡，均驻跸安澜园，1784年，他在最后一次驻跸时留诗：“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
二十多年后，文学家沈三白游安澜园后，在《浮生六记》中叹道：“余生平所历平地之园林，以此园为第一。”
这座“浙西园林之冠”的名园，逃不出时间的侵蚀，现仅存少量遗迹。尘归尘，土归土，园又归于田。
《浮生六记》往前上溯百余年，名满天下的皇家园林塑手张南垣，为明末权臣吴昌时构建嘉兴南湖勺园。
“鸳鸯湖头飒寒雨，竹户兰轩坐容与。主人不惯留俗宾，识曲知音有心许。”汤显祖写出《牡丹亭》不过二十年光景，勺园吴昌时家班就上演大戏。昆曲美丽而忧伤的故事，竟然像是一种寓言——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1640年，文坛宗主钱谦益与秦淮名妓柳如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在此启幕。“曲廊逶迤、亭台错落”的勺园，被陈寅恪称为“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
勺园在明末隐为“江南清议中枢”，作为复社文人的活动中心，映照出嘉兴历史最繁华的旧影，“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园林，当从独赏走向交融那一刻，文化能量抵达了人间的雅趣。
如今，园林承载的公共活动功能，已在星火明灭间跃动。
私家园林隐入历史尘烟，向公众开放的文化场域迎来了新的生机。烟雨楼侧，重建的勺园与其他公园，已成为诗画相连的文化休闲空间；南湖畔，游人如织的会景园得名于南宋嘉定年间潘师旦创建的会景亭，曾被宋代张尧同点赞：
有景道不出，须来此水滨。
十分花鸟色，团作一亭春。
星移斗转，南湖烟雨依然。
从私家花园到公共园林，却早已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