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许金艳
20年前的10月17日，巴金先生带着对文学与读者的赤诚告别世间。
回溯到1923年，巴金（李尧棠）与三哥李尧林离开四川求学，如同《家》中觉慧的选择，他们第一站便是上海。短暂停留后又在族叔带领下赴嘉兴拜谒李家祖祠——这段初遇，似乎也织就他与上海、嘉兴之间“海上繁花”般的初始情缘。
上海是巴金一生居住最久的城市。2003年成立巴金研究会，2011年开放了巴金故居，2024年，承载他与三哥心愿的巴金图书馆在虹口区落成。
今年10月19日，嘉兴正式入秋，作为巴金祖籍地的读者们走进巴金图书馆，以“走读+共读”的方式探寻他的足迹，聆听他跨越时代的声音。
当天，恰逢鲁迅先生逝世89周年纪念日，两位文学巨匠的精神对话，让这场探寻更添厚重。
巴金图书馆的“海上繁花”：触摸“把心交给读者”的温度
10月的上海，秋意漫过虹口的梧桐枝头。
巴金图书馆位于虹口区武进路上，2024年11月25日——巴金诞辰120周年之际，由百年建筑扆虹园修缮而成的巴金图书馆温暖揭幕。
这是一场跨越近80年的心愿延续：1945年冬，李尧林去世。为了纪念三哥，巴金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小林”，更萌生了创办“尧林图书馆”的愿望。“‘命名‘巴金图书馆’，既是对他们兄弟俩的纪念，也是对巴老‘把心交给读者’朴素理念的落实。”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说。
走进图书馆，迎面便是醒目的巴金手迹背景墙——“把心交给读者”，瞬间将人拉入这位文学巨匠与读者之间有情有义的精神联结中。
图书馆二楼设有六个展厅，如同一本摊开的“立体大书”，大批图片、实物、手稿与信件，铺陈出巴金辽阔的一生。
嘉兴的读者们驻足于手稿前，凝视《家》的创作轨迹、《随想录》的精神笔触，以及巴金和友人、读者的通信，仿佛能触摸到文字背后那颗“燃烧的心”。
图书馆内还有巴金作为编辑和翻译家的实物见证。在玻璃柜中，《收获》杂志的早期合订本静静陈列；多个翻译语种的巴金译著也一并展出——翻译贯穿巴金一生，甚至比创作更为绵长。
“这里的巴金更宽阔、更温柔。”有读者这样感慨。
在四厅阅览室里，上海作家的茅盾文学奖作品、“海上百家文库”与巴金著译、研究著作整齐排列。有人翻开《巴金散文》，书页翻动声与展厅文字形成奇妙的共鸣。
就在这里，《巴金散文》分享会如期举行。作为这版《巴金散文》的编者，周立民特别解读了巴金的文字追求：“我觉得他跟叶圣陶是一路子，他很希望白话文就是白话文，要用白话表达我们最复杂的情感，这其实是一个挑战。”
巴金的前半生以小说闻名，而散文写作伴随了他70多年创作生涯的始终。“巴金追求一种超越文字技巧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
谈及巴金与鲁迅，周立民说起他们作为那一代人共同的地方——对做事的认真、对责任的承担和对细节的看重。
图书馆阅览室墙上挂着的鲁少飞《文坛茶话图》，似乎也在印证这份精神共鸣：这幅描绘20世纪30年代文人聚会的画作里，左上方的鲁迅与巴金正俯身交谈，神情专注；他们上方，徐志摩等已故文化人的画像悬于墙面，仿佛当时文坛的灵魂在此相聚。
巴金对鲁迅怀有特殊的情谊：“我不是鲁迅先生的朋友，我只是他的读者和学生。”1994年，巴金与黄源在杭州重逢时，仍激动地说：“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这份谦逊里，藏着的是对前辈精神的深深认同。
在巴金图书馆，我们不仅能读懂巴金“燃烧的心”，还能看见他与鲁迅、茅盾、张乐平、钱君匋等名家交织出的“海上繁花”。
周立民提到，在馆里展出的巴金的抽屉里，有一张纸条来自钱君匋。巴金和钱君匋是老朋友，巴金的一些作品如《家》《春》《秋》等都是由钱君匋设计封面的，他们在交往过程中建立了一辈子的情谊。
巴金和张乐平也是老朋友，20世纪50年代，张乐平还为巴金的小说画过插图。今年下半年，巴金图书馆做过两场和张乐平相关的展览。
一场是7月26日的“不负祖国的托付——重温《三毛从军记》图片展”，今年恰逢三毛形象诞生90周年。
另一场是8月27日的“国家需要你——抗战漫画展”。《国家需要你》是漫画家叶浅予的一幅抗战漫画，他是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领队，副领队是张乐平。当时，包括丰子恺在内的“漫画战士”们，以画笔为枪，担负起宣传抗战的重任。
周立民还提及，巴金和张乐平是邻居。1950年，张乐平搬至五原路288弄3号，与巴金武康路113号的住所相距仅10分钟步行路程，他们常往来串门。
张乐平晚年床头常放巴金的《随想录》。据张乐平幼子张慰军讲述，张乐平非常喜欢这本书。张乐平去世后，家乡嘉兴海盐为他建立了“张乐平纪念馆”，年逾九旬的巴金亲笔为已逝的老友题写了纪念馆的馆名。
四川北路City Walk：街巷里的文人足迹与理想共鸣
10月19日，四川北路街道推出《鲁迅先生的15分钟生活圈》线路打卡护照，嘉兴读者一行成为这条线路的首批读者。从鲁迅纪念馆出发，途经木刻讲习会旧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等，最终行至多伦文化路——这场文化City Walk，串联起鲁迅的晚年足迹，也牵出巴金、茅盾等人在四川北路的生命印记。
四川北路原名北四川路，这里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橱窗”。当年，商务印书馆（虹口分馆）和《良友画报》坐落其间，华洋杂处的格局见证了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
1923年，巴金从嘉兴拜谒祖祠归来后，与三哥李尧林入住虹口景林堂谈道宿舍（原址在四川北路525号，今已不存）。他在上海的生活和精神轨迹，就是从四川北路向外延伸。
住在闸北的三年间，巴金经常吃过晚饭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街头的灯火与行人，或许成了他观察社会的窗口。在中篇小说《新生》里，他就描述过在这条“神秘之街”上的见闻。
1931年4月，巴金写作《家》时，刚完成第六章《做大哥的人》，就接到大哥去世的电报。他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说话，一个人到北四川路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
四川北路也是鲁迅人生最后10年的核心活动区。
行至四川北路的支路多伦路，这条不足600米的“L”形小路，更像一部摊开的“文人交往史”。作家赵长天的评价：“曾经文人会逛、爱逛的一条路。”可谓恰如其分。四川北路支路多伦路上的一条小弄堂景云里，鲁迅曾在此居住两年多，创作了多部重要作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进步作家和左翼知识分子，要么把这里当成是重要的社交阵地，要么在这里安家。对巴金而言，这条小路或许也是他精神交流的“圣地”——他的处女作《灭亡》由叶圣陶发表于《小说月报》上，而当时叶圣陶的家就位于多伦路一条弄堂景云里。
路口门楼前，矗立着的牌子，介绍曾在这里活动过的文化名人。街道两侧分布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上海艺术剧社旧址等红色文化遗址。走进景云里，还能看到茅盾和鲁迅的故居。
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巴金，第一次编辑《文学丛刊》，他向鲁迅约稿，鲁迅把在此创作的《故事新编》给了他。鲁迅还让黄源告诉巴金，他的集子除已发表的几篇外，还有三四篇正准备写，待写好后一起送来。
鲁迅不仅支持巴金的编辑工作，更在文章中力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鲁迅日记》中记载巴金与鲁迅的交集有五次。在《鲁迅日记》1934年10月6日有“夜公饯巴金于南京路饭店，与保宗（即茅盾——引者注）同去，全席八人”的记述。那天出席宴会的还有叶圣陶、黄源等。当日，文学社为要去日本留学（游学）的巴金饯行。
1936年的秋天，鲁迅去世，巴金连续两夜在此守灵。他站在先生的灵柩前，望着先生慈祥的面颜，泪水模糊了双眼。
巴金后来写下多篇纪念文章，如收入《巴金散文》中的《忆鲁迅先生》，他倾吐心声：“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茅盾的足迹同样深嵌于此。他曾与鲁迅同为景云里邻居，在景云里11号甲的三楼“隐藏”10个月，完成《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也是在这里，他正式使用了笔名“茅盾”，写出了一系列传世之作。
茅盾曾回忆：“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10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
茅盾与巴金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上海“八一三事件”之后，两人更是一起并肩共事——共同参与《呐喊》等抗战刊物的编辑工作。
1937年8月25日，《呐喊》在隆隆炮声中诞生，编辑人为茅盾，发行人为巴金。茅盾写了“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们要用血淋淋的奋斗来争取光荣的和平！同胞们，站上各自的岗位，向前警戒！一百二十分的坚决，一百二十分的谨慎！”
巴金也奋笔写了《一点感想》的文章，讴歌中国人民面对死的团结：“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
那时，巴金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刊上，并以《烽火》社名义出版“烽火文丛”“烽火小文丛”等丛书，竭力宣传抗战。
今年7月12日，巴金图书馆还举办了“从桐乡到上海——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29周年”文坛茶话会活动，他们之间的羁绊在当代继续回响。
繁花永续：街巷变迁中的精神不灭
春天刚开始的时候，巴金图书馆设计这样一条线路，从图书馆出发，以四川北路为主线，串联起巴金先生曾在虹口及周边工作和生活过的重要地点。
1923年，19岁的他和三哥李尧林在谈道宿舍居住，第一次感受到上海的多元气息，后来搬到附近鸿兴坊，发表处女作《灭亡》，正式踏上职业作家之路。
在良友图书公司（原址在四川北路867号，今已不存），巴金曾在窄小的编辑室里校对稿件，在《我的故事》中记录下“半跑半走登上几十级楼梯”的场景；还有“安乐园”咖啡店（原址在四川北路海宁路街角，今已不存）是他与靳以约人谈话的常去之地。1935年从日本回国后，巴金入住狄思威路麦加里21号（今溧阳路965弄21号），在弄堂亭子间开启《春》的创作，还与靳以、吴郎西创办刊物，住所距多伦路仅数百米，步行可达。
当巴金图书馆、四川北路、多伦路这些历史遗存联动，仿佛能听见半个世纪前文人墨客的谈吐声——在上海街巷的前世今生中，巴金与朋友们共同浇灌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海上繁花”。
为何虹口这一带能成为文化名人聚集地？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杨扬在接受采访时说，1927年鲁迅来上海定居，他选择了虹口。因为商务印书馆的很多编辑都住在虹口，这里文化氛围浓厚，很多文化人士聚集在此，大家乐于在一起，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2024年起，四川北路街道启动176街坊城市更新项目，计划于2028年5月整体完工。
如今的多伦路片区，老房子住进了新房客，石库门与现代建筑比邻而居，但文化的记忆并未被抹去。汪道涵手书的“海上旧里”牌坊依旧矗立，重生的公啡咖啡馆更成为“鲁迅小道”的关键节点——1930年2月16日，公啡咖啡馆曾召开“上海新文学运动讨论会”筹备左联，鲁迅经常先在内山书店见友人，再带至此处长谈，这里也被称作他的“第二客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辰的观点，道出了让老街巷留住文化基因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文化是一个街道、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文化对于年轻人总是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他认为，老建筑与传统街巷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保留老建筑、挖掘其中的人文故事，是“城市可阅读”“建筑可阅读”的重要方式，唯有如此，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城市、理解历史。
周立民在《武康路113号》中强调了“整体风貌保护”的重要性：“如果说名人故居是奇花异草，你要养好它，首先得有让它生长的土壤、水分和空气，并不是所有故居都一定要人走进去、都去开放，只要这条街的整体风貌在，挂个铭牌，我们在门口站一站，那些尘封的往事也会呼之欲出。”
这种“整体风貌保护”的理念，也体现在这一带的城市更新中：巴金图书馆的存在，更是为虹口的文化保护注入了新活力——它不仅是一座图书馆，更是一个文化枢纽，通过展览、分享会、走读活动，让巴金与嘉兴名人的“海上繁花”被更多人看见、记住。
在走进巴金图书馆活动前后，读者们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是我追寻的标杆。嘉兴的深沉与上海的开放，在此对话太有意义。”“少年看《家》《春》《秋》入迷，青年上现代文学课读巴金，人到中年，走进巴金图书馆，读百岁文学巨匠的人生，感受充沛的爱之能量。”
这些文字，道出了“海上繁花”对普通人的意义。图书馆和上海街巷里的那些书信、手稿与老照片，不仅串联起北四川路、多伦路的“前世”——那个文人云集、理想燃烧的年代，更映照出“今生”的意义。
街巷虽变，文学基因却已融入城市肌理。巴金曾说：“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存在人们的脚印里。”他还曾引用先哲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如今，他与友朋的精神已化作“泥土”，滋养着新的文学幼苗；他们也是“落在地里的麦子”，在千千万万读者心中结出了“子粒”。
二十载光阴流转，巴金故居的灯、巴金图书馆的手稿、四川北路的街巷，都在默默诉说：文学能“扫除心灵的垃圾”，更能“带来希望、勇气与力量”——而这份力量，正通过一场场走读与共读，在更多人心中传递。
这或许正是“海上繁花”最动人的底色，它证明着：城市会变迁，但真诚的友谊与坚定的理想，永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