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应丽斋 徐梦倩 沈龑超 插画 张利昌
近40年来，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的命运始终与一个关键字紧密交织——“猪”。因猪而兴，亦因猪而困。从昔日“华东养猪第一村”的致富传奇，到黄浦江漂浮死猪事件带来的阵痛与艰难转型，“这头猪”的兴衰起伏，不仅记录了一个村庄的产业变迁，更折射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浪潮中对“富裕”二字的认知演变，以及对生活品质的持续追求。
近日，百村行采访组走进竹林村，试图以更冷静的视角追问这场“村”与“猪”的博弈背后，蕴含了怎样的现实启示？社会在面对一个典型时，如何以冷静而科学的分析，真正读懂其背后的复杂逻辑，避免捧杀或者棒杀？
【提问】 今天的我们，到底怎样看竹林村的猪？
今年，是竹林村全面告别养猪产业的第十年。十年间，曾经遍布村巷的养猪围栏、空气中弥漫的饲料与牲畜的气味，已随岁月淡去，水乡原有的宁静与清澈，正一点点回到生活日常。
这个国庆中秋长假，这座藏于江南水网间的小村庄，迎来了众多寻觅乡愁的游人。有人举起相机，捕捉河面浮动的云影天光；有人搬一把竹椅，坐在老屋檐下，看炊烟袅袅，听吴语与鸟鸣交织成曲；也有父母牵着孩子走进稻田，在沉甸甸的稻穗间，找回日渐稀薄的田园记忆。
“10年前，这条街上几乎所有店铺与‘猪’有关。”2013年3月初，陈云华任职竹林村党委书记，每次换届均高票连任。他指着穿村而过的骨干村道回忆：“从饲料、兽药，到母猪繁殖、商品猪出栏，这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卖猪时，一个电话，经纪人直接到猪栏边称重，现金结清。”
那是竹林村的“猪时代”。全村93%的农户养猪，生猪的年存栏量最高超过15万头。设在村里的银行因资金流动量大，周末也照常营业。“竹林三元猪”不仅拿下浙江国际农博会金奖，更让村民的钱包迅速鼓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我们吃饱了饭，而这头‘猪’，让我们真正富了起来。”63岁的村民沈永军说，“它是竹林脱贫的‘功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带来的改变。”
这段与猪共生的历史，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作为乡政府驻地，竹林因“佳惠食品有限公司”落户，与香港结缘，成为供港生猪养殖基地。尽管供港时间仅一年有余，但这如一粒火种，点燃了全村的养猪热情。
乡办农场解散后，村民带着技术回家，从房前屋后养十几头、二十几头猪起步，逐步走向规模养殖。他们杂交培育出“二元猪”，取代传统黑猪，生长更快、肉质更佳，广受市场欢迎。随着规模扩大，更具竞争力的“竹林三元猪”诞生，标志着竹林村从散养走向产业化。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算半个‘兽医’。”一位老村民回忆，“猪病了，自己买药打针，有些连专业兽医都治不好的病，我们反而能治好。”
养猪不仅富了村民，更塑造了一种敢闯敢试的竹林精神。“老百姓到现在存款还是比别的村多。”一位村民不无自豪，“那是养猪年代打下的底子。”
那段与猪相伴的岁月，已深深沉淀为一座村庄的集体记忆，成为它厚重而坚韧的底气。那是一代人赤手空拳、躬身泥泞踏出的脱贫之路，也是中国乡村在时代浪潮中突围与成长的真实侧写。
“如今回头再看，错的不是养猪，而是我们失了分寸。”陈云华语气深沉，“看到养猪能挣钱，大家便一窝蜂地涌上去，没人去想这片土地能承载多少。结果，过犹不及。”他感慨道，“养猪这件事，给我们上了沉重而真实的一课。”
2013年黄浦江死猪事件后，嘉兴市果断推行生猪养殖减量提质，全面清拆违建猪棚。“那时在竹林村，要让老百姓退养、拆棚，几乎被看作是天方夜谭——那是多少家庭的饭碗啊！”
陈云华的记忆里，养猪的轨迹清晰而无奈。从最初房后养一两头，到上世纪90年代猪棚向东、西蔓延，再到前院、田间……最终，村庄被人为搭建的猪舍层层包围。至2013年，竹林村已有五六千个猪棚。
“那会，要是不关门，苍蝇都往厨房里飞，半个小时就黑压压一片。冬天车停在附近，因为热气，也会落满飞虫。”他苦笑着回忆，“我们去开会，从不敢坐前排。早上喂完猪，再怎么洗，身上的味道也去不掉。”
自2000年起，竹林村便不断尝试治理生猪污染：猪的化粪池从“小三格”到“大三格”、建沼气池、干湿分离、有机肥转化、雨污分离……能试的办法都试了，镇村干部每年投入75%的精力，却始终收效甚微。
省、市、区、镇各级领导来竹林村调研，无不掩鼻感叹：“这味道，实在呛得人受不了。”
风过竹林村，如今只送来泥土与稻花的清香。这段由养猪鸣奏出的混杂着汗水、财富与苦涩的复杂乐章，已沉淀为村民茶余饭后的唏嘘往事。它留给竹林村乃至万千中国乡村的，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简单结论，而是一个村庄在时代洪流中蹒跚学步，最终寻回与土地和谐相处之道的成长启示。如今，我们置身竹林村，看到的不仅是脱胎换骨后的从容，更是留给后代子孙最警醒也最珍贵的一课。
【追问】 2013年启动的生猪养殖减量提质，为什么能赢得彻底？
曾经，生猪养殖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如同无形的枷锁，禁锢着竹林村的发展。尽管村民们的腰包因养殖而鼓起，但被污水与恶臭笼罩的家乡，却让他们难以感受到财富本应带来的幸福感与尊严。自本世纪初起，南湖区与新丰镇便带领村民在“发展”与“洁净”之间苦苦探寻，试图找到一条既能赚钱又能守护家园的生存之道。然而，尽管治污投入不断加大，环境状况却每况愈下。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方式，让区、镇、村各级深感力不从心，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循环。
其间，南湖区和新丰镇也曾几度痛下决心，试图通过拆除违章猪棚、削减养殖量，从根本上扭转竹林村等养殖大村的脏乱差局面。可惜，改革刚起步便遭遇强力抵抗，最终无果而终。“竹林村离嘉兴主城区那么近，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在一声声无奈的叹息中，竹林村依旧年复一年地沿着传统养殖的老路扩张。人们内心渴望一场彻底的“刮骨疗毒”，却又对变革可能带来的阵痛与不确定性充满畏惧。
真正的转折点在2013年。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事件，将生猪养殖密集的嘉兴地区推至风口浪尖，而素有“华东养猪第一村”之称的竹林村，更是成了舆论拷问的焦点。这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将竹林村逼入了退无可退的绝境。
“那时候，国内外媒体蜂拥而至，每天都得硬着头皮面对根本难以预料的尖锐提问。我们提供的每一个数据、每一组案例，都经受着最严苛的审视，那感觉无异于一场‘地狱模式’的考验。”尽管时隔十余年，陈云华对当时的压力仍记忆犹新。然而，压力也催生了变革的决心。“回望来路，正是黄浦江死猪事件带来的空前压力，迫使我们化危为机，最终推动了生猪养殖产业全面而彻底的转型。两年的阵痛，换来的是子孙后代可持续的幸福。”陈云华的话语坚定而有力，“如果让乡亲们重新选择，我相信大家都会选择今天。转型初期确有经济损失，但长远价值已然显现。曾经我们因养殖而风光过，如今我们同样因美丽乡村而风光！”
转型的关键在于赢得人心。周根荣，这位竹林村曾经的最大养殖户，自1991年起步，用13年时间将养殖场规模扩大至3650平方米，巅峰时年收入超过50万元。如今已成功转型从事绿化园艺的他，道出了当年的隐忧：“养猪行业风险巨大，外界只看到赚钱的风光，却看不到行情暴跌或疫病来袭时的惨状。2003年那次疫病，我的猪大批死亡，年底不仅没赚，连老本都贴了进去。”他感慨道，“其实行情波动剧烈，一旦出现‘猪有病’的传言，市场立刻一落千丈。多亏后来拆棚转型，否则面对之后的‘非洲猪瘟’，我们根本无力应对，损失将不可估量！”
然而，让习惯于传统生产方式的村民放弃眼前利益，绝非易事。面对“为何这次能赢得彻底”的追问，陈云华一语道破天机：“我们抓住了两个核心，党员干部带头转型和让村民看到转型后的奔头。”
2013年至2015年上半年，竹林村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累计拆除违章猪棚近40万平方米。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某些县、市的总和。在这场攻坚战中，陈云华率先垂范。他说：“农村工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尽管自家猪棚面积达1200平方米，年收入最高时近14万元，他仍毫不犹豫：“市里有部署，我作为书记，必须带头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在全市动员会前一天，他家的猪棚率先倒下。“只有自己立得直，说话才有人听。”陈云华的话掷地有声。
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也为这场转型注入了强大推力。当时的南湖区委常委、公安局长亲自带队驻村，每天上午9点雷打不动召开会议，既通报进展，也聚焦难点、集思广益。“就像攻山头一样，一个个难题被我们攻克。”即便到了2014年，仍有10户村民没有签约，但攻坚的脚步始终坚定。
一边是坚决拆违，一边是典型引路。村干部积极树立转型榜样，提振养殖户信心。2013年，村民周根荣和胡玉红夫妇响应号召，拆除了3650平方米的猪棚。随后，他们在原址复耕，种上苗木花卉，当年销售收入达42万元，纯利润近20万元。实实在在的收益，极大增强了村民转型的底气。
与此同时，竹林村持续向上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短短十年间，累计争取各级财政资金2.5亿元，投入美丽乡村建设、景区村庄打造、水利工程等多个领域，积极探索“生态农业+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环境之变，如一支饱蘸绿意的巨笔，在这里重绘了乡村容颜，重启了乡村的引力。昔日淤塞发臭的河道，通过疏浚清源，成了碧波荡漾的风景线；过去坑洼泥泞的机耕路，经过拓宽硬化，变为畅通无阻的水泥道；曾经蚊蝇孳生的连片猪棚原址上，公园、文化礼堂、廉政馆拔地而起，如同大地上新生的诗行……村庄不仅变美了，更找回了久违的生机与尊严。“全国文明村”的牌匾挂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外出的人回来了，游客也来了。人们终于看清：这绿水青山，真的能点化成“金山银山”。于是，往日的困惑与埋怨，如冰雪消融，最终化作心底由衷的认同与拥护。
从养猪致富的昔日荣光，到生态宜居的今日气象，竹林村的涅槃重生，其深意远超产业层面的“腾笼换鸟”。它以一段饱含阵痛与勇气的实践，回答了我们在时代关口必须面对的核心命题：当危机来临，是畏缩回避，还是将其视为破旧立新的契机？考验当前，又如何让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制胜力量？
这段历程深刻印证：危机，从来不是发展的终点，而是转型的起点。关键要在看似无路的困境中，主动破局、开创新局。而在这场考验中，党的光荣传统成了最可靠的压舱石，是“干部带头、党员率先”的无声号令，让倡议化为行动；是“以身作则、向我看齐”的担当，凝聚起万众一心的变革洪流。正是这种融入血脉的先锋意识与组织优势，让党组织成为风雨来袭时最坚实的主心骨，让每一位挺身而出的党员，都成为群众眼中可信赖、可追随的旗帜。它向无数在迷茫中摸索的乡村昭示：破局之道，藏于壮士断腕的勇气，更生于远见超越短视的智慧；新生之门，开在理念转变的瞬间，也通向人与自然重归于好的未来。
【叩问】 后转型时代的竹林村，前行之路还有哪些挑战？
如今的竹林村已赢得环境改善的掌声，但陈云华等干部清醒地意识到，眼前的转型成果只是“上半场”，“下半场”的发展挑战更为复杂、更为深刻。
陈云华坦言，尽管竹林村已荣获“全国文明村”等近60项省市级以上荣誉，但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更加严峻的考题。
考题一：富民产业如何接续？
“退养解决了环境污染，却也切断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养猪曾是全村重要的经济支柱，而如今苗木、旅游等产业规模有限、链条短、抗风险能力弱。要培育出像养猪那样真正具有‘造血’能力、在全国有竞争力的富民产业，竹林村依然任重道远。”一位村干部不无忧虑地指出，“去年村集体总收入400多万元，但经营性收入仅够维持基本运转。随着上级项目资金日趋收紧，村集体自我‘造血’能力的提升迫在眉睫。”
考题二：人口结构失衡，未来谁来回乡振兴？
“比产业更根本，也更棘手的，是人口结构的持续倒挂。”陈云华语气沉重，“今年1至8月，全村新出生10人，去世36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近40%。这样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劳动力外流、消费市场萎缩、乡村活力减弱。长此以往，谁来种地？谁又来兴村？”
考题三：人才“接力棒”如何传承？
一些老党员也表达出担忧：“现在不少年轻干部属于‘走读式’，家住城里，白天来村上班。不像老一辈干部，生于斯长于斯，对全村1365户情况了如指掌。一旦遇到防汛防台等紧急任务，住在城里的干部难以及时响应。未来，怎样培养出有情怀、懂乡村、能扛事的接班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面对挑战，竹林村没有坐等。他们正借助“大竹林·美好姜来”片区发展机遇，联合周边村庄抱团突围。规划中的竹运空间、生姜众创园，旨在弥补产业短板；通过“传帮带”机制，推动年轻干部在一线实践中成长。陈云华说：“农村工作没什么高深诀窍，无非是公平待人、多跑几趟。”这朴素的方法论，或许正是应对一切复杂考题的坚实根基。
竹林村的故事远未落幕。从与“一头猪”的博弈中，他们领悟到发展的辩证法则；在党员干部的带头冲锋中，他们见证了组织的力量；在面向未来的多重考题前，他们更展现出难能可贵的清醒与坚韧。
这段历程提醒我们：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终点，而是一场持续超越自我、回应时代拷问的漫长跋涉。每一次叩问，都是再出发的号角；每一程奋斗，都在为乡土中国写下新的注脚。
※村庄名片
竹林村
竹林村坐落于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区域面积8.79平方公里，耕地7387亩，在册农户1365户、4501人，村党委下设4个党支部，党员152人，是一座历经蝶变、兼具古韵与活力的江南村落。
昔日，这里是远近闻名的“华东养猪第一村”，高峰期生猪存栏超15万头，近40万平方米猪舍连片，“竹林三元猪”曾斩获浙江国际农博会金奖，养猪产业链一度繁荣。
2013年起，村庄以党建为引领，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美丽乡村建设等，实现了从“养猪大村”到“和美乡村”的涅槃跃升。
如今的竹林村，党建根基坚实有力：党组织班子协同高效，党员冲锋在拆棚整治、疫情防控等一线，“竹蜻蜓”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便民活动；基层治理精细有序，“四议两公开”落实到位，村规民约深入人心，法治“微阵地”遍布村落，矛盾调解成功率100%；文化底蕴愈发深厚，高以永史料陈列馆、村史馆、学稼公社串联起“忠孝世泽，清白共守”的家风与农耕文化，打造“清风竹韵”党建廉洁文化品牌，年接待考察团超170批次；生态画卷徐徐展开，许车浜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全村85.3%的农户拥有星级“优美庭院”，先后摘得全国文明村、国家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首批3A级景区村庄等荣誉。
产业兴则乡村兴，村庄以生态农业、农文旅融合为方向，打造多条特色旅游线路。截至目前，竹林景区共接待游客104.2万人次、党政考察团1030余个，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近50000元，一幅党建强、治理好、乡村美、产业兴、群众富的宜居宜业图景，正生动铺展在江南水乡间。
※村书记的心愿 29
把竹林的日子过得更红火
我叫陈云华，是一名扎根基层快30年的村干部。从部队退伍回来就扎在这片土地上，村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闭着眼睛都能摸清楚。
这些年竹林村的变化，说起来像部电影，有苦有甜，有难有喜，但我心里始终揣着几个心愿，想跟大伙掏心窝子唠唠。
我最盼着咱村能再出一个像“竹林三元猪”那样的硬产业。现在村里搞农园、做旅游，虽说也能挣点钱，但跟当年养猪的完整产业链比，还差得远。我常跟班子说，培育新产业像养小猪一样，得有耐心，得慢慢搭链条，这可能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但我盼着在我任上，能把这个底子打牢，让年轻人回来也有奔头，不用再背井离乡去城里打工。
再一个心愿，就是想让竹林的“好机会”再多些，别让政策红利从手边溜走。当年咱村能评上浙江省重点村、拿到扶贫专项资金，就是盯着报告里的“农村转型”“生态治理”这些词，主动去对接才成的。我总跟村干部说，机会这东西，就像地里的庄稼，你得主动去种、去管，等是等不来的。你不张嘴要，没人会主动把项目、把钱送上门。我盼着以后不管是我在任，还是下一任书记，都能多盯着政策、多跑跑路，把该争取的机会都抓牢，别让竹林村错过了发展的好时候。
还有个小心愿，就是希望村里的老人生活能更舒心，年轻人能更愿意回来。现在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一半。我盼着家宴中心明年能顺利开工，以后老人办寿宴、年轻人办婚礼，不用再跑城里；盼着生姜众创园建起来后，能吸引年轻人回村搞种植、做电商；盼着村里的文化礼堂能多办些活动，让老人有地方下棋、看戏，让孩子有地方学画画、学书法，别让村里冷冷清清的。
我没啥大志向，就想在我干不动之前，把这几个心愿往前推推，让竹林村的日子能更红火一点，让老百姓提起竹林村，不光知道咱是“全国文明村”，更知道咱竹林人日子过得踏实、有奔头，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