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 文 许栋 刻
丝，甲骨文就像两束丝，本义为蚕丝，《说文解字》释为“蚕所吐也”。
丝，引申为各种丝织品，泛指像蚕丝一样的细线和其他极细的东西，比喻事物之细微，也可指纺纱织布。
希腊古文献中以“赛里斯”（Seres）称呼“中国人”，就来自蚕与丝的本义。可见，这一缕游丝，早在2000多年前，已是中国的象征物。
丝，织就中华文明瑰丽的“锦绣”。
丝绸之府素来代指江南的富庶繁荣。丝，是天时与地利的自然馈赠，也是劝课农桑、百姓勤劳的人和之果。
7000年前的桐乡罗家角遗址曾发现桑属花粉；湖州钱山漾遗址的家蚕丝绢遗存实证早在4700年前，嘉湖地区就有原始的缫丝织绸技术；三国时，海昌（今海宁）都尉陆逊在嘉兴“督劝农桑”。
隋唐以后，江浙丝业崛起。五代吴越国“闭关而修蚕织”；宋室南渡带来北方的先进技艺，在这片适合种桑养蚕的土地上，甚至形成以桑为业、以蚕代耕的局面。蚕桑丝织成为“东南生民衣食之源”，清康熙帝南巡过嘉兴，作《桑赋》称，“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惟此一区”。
人与自然微妙的共生，恰似萦绕在江南人指尖的这根丝，缠绵交织，绕过遍野桑禾，穿过不绝的机杼，缠绕在江南的市井烟火中。这是这方百姓赖以生存的生计，也是支撑民生的经济支柱。
丝绸贸易带来嘉兴经济的繁荣昌盛。
三国时，乌镇已生产作画的丝绢；唐宋时，嘉兴丝绸成朝廷的主要贡品；元至大年间，濮鉴设四大牙行收贮土绢，到明中叶，濮院已是“日出万绸”，“濮绸之名，驰于海内”。王江泾、石门等地也都是著名的蚕丝贸易中心。嘉兴有“宋锦由来出秀州”的说法，嘉善有“收不完的西塘纱”谚语，王江泾有“衣被天下”的美誉，王店褚绢“甲天下”，嘉湖蚕桑业在明中期至清前期居全国之首，尤以崇德、桐乡最甚。
嘉兴的海外丝绸贸易始于唐代。
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嘉兴港口繁盛，下辖华亭、青龙、上海和澉浦港，特别是乍浦港和澉浦港海河联运。叶康铧等学者论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重镇“墈府”的考证》提出，阿拉伯商品进出中国的贸易城“墈府”（Canfu），多年来被认为是广州（Canton），实际上应是澉浦（Ganpu）。
大运河畔，仿佛可见千年前舟楫辐辏，丝帛盈途的场景，江南的丝船顺水北上，直抵京畿；钱塘江畔，“远涉诸蕃，近通福广”的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异域，成为争相追逐的东方奇珍。
丝缕虽细，串起了整个世界。
嘉兴所在的杭嘉湖地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地，蚕桑丝织技艺也随之发达。
明宋应星著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对嘉、湖蚕桑丝织技艺多处赞美。2009年，“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1年，桐乡蚕桑文化系统，入选第六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核心传承地。
丝业之盛，既是经济命脉，亦是文化象征，连缀起耕织文明与商业文明，融合了实用与审美，沟通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滋养嘉兴特有的文化气质。
丝织业塑造着嘉兴独特的社会肌理。嘉兴曾“桑林遍野”，“蚕丝成市”，“机杼之声不绝”，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无不与蚕俗相关，衣棉绸、戴蚕花、食茧圆、品蚕饭，新屋上梁“接蚕花”……不仅如此，还形成清明轧蚕花、双庙渚蚕花水会、龙蚕会、乌镇香市等蚕俗活动和蚕桑传统文化。
漫步嘉兴，处处可闻“蚕花”气息，滋养着嘉兴人独特的审美，也培育了精细协作精神。
蚕神话、蚕诗是文学美，蚕歌是音乐美，蚕猫是美术美，织锦、刺绣、缂丝是工艺美，丝绸饰物、帧裱书画的绫绢是装饰美，帛书、绢画是艺术美……嘉兴人正是如此般用丝线编织出文明锦绣。
如今，现代织机的韵律与传统机杼声交响，我们依然能从经纬交错间，辨认出文化传承的音符。数千年来，嘉兴文脉也如似水的丝绸，柔顺而坚韧，弦音不绝。
那千年不绝的丝缕，其柔克刚，其韧愈坚，藏着水乡文脉的风骨。
一抔土的 涅槃与诗意
王佳欢 文 王忠东 刻
窑，《说文解字》释曰：“烧瓦灶也。”穴，示其为洞穴状构造；缶，为陶质瓦器，示其功用。
古人择土筑窑，以火炼泥，勾画出人、土、火古老的互动。
嘉兴地处杭嘉湖平原，河湖密布，水土丰沃，为先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黏土。
7000年前，马家浜先民点燃篝火时，与土的对话便已开始。马家浜文化陶器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炊煮器皿，以夹砂红陶和红陶为主。可见，在遥远的时代，先民们将揉捏成形的土坯，置于篝火堆中烧制，这便是最原始的“篝火堆烧”。
良渚文化中磨光黑陶的出现，为制陶技术的演进提供了确凿的物证。其器表“黑如漆、亮如镜”，绝非开放式的篝火能达成，可能诞生于某个能精准控温的封闭窑室之中。这种对火候的驾驭，是匠心与审美意识的觉醒，也标志着先民对土与火的理解，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当窑内温度被推向更高的极限，土与火的结合完成了另一次涅槃——瓷器。从陶到瓷，不仅是器物的精致化，更开启通往东方雅致生活美学的大门。
唐代，地处越窑文化圈的嘉兴，虽不产“千峰翠色”的秘色瓷，却是其重要的流通之地。正如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所言，“一部中国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嘉兴凭借大运河的枢纽地位，成为瓷器汇聚流散之地。南来北往的商船，将“类玉类冰”的雅器带来，不仅满足着本地文人士绅、富商巨贾对高雅生活的追求，也转运至更广阔的远方。
江南的窑火在创造青瓷的辉煌之后，也以更具韧性的方式绵延。嘉善县干窑镇，是这千年窑火最生动的见证，史称“千窑之镇”。光绪十六年（1890）《申报》载，这里“砖瓦等窑有一千余处，其借此以谋生者，不下十万人”。相传乾隆帝下江南，途经此地见窑火冲天，误将“千窑”听作“干窑”，干窑之名流传开来。
这份声名，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颇具传奇的御用金砖。紫禁城金銮殿以金砖墁地，此“金砖”非彼金砖，而是干窑的细料方砖，其质密实，有金石之声，故名“金砖”，又因其专运京仓，供皇家专用，亦称“京砖”。
要烧出好的京砖，首先需要一座能经受烈火考验的窑炉，而建造与维修窑炉本身，是被称为“盘窑”的绝技，可修建承受10余万块砖坯重量与1300多摄氏度高温的巨大窑墩。由此，始于宋、兴于明的“京砖烧制技艺”方能尽显其能。这两项相辅相成的技艺，于2009年和2016年被列入浙江省非遗名录。
如今的干窑村，200余年前的沈家窑如同一座“活遗址”，仍闪耀着不灭的窑火。近年来，他们将书法、绘画融入砖中，让非遗飞入寻常百姓家。
当窑火的温度散去，它所创造的万千器物便开始融入江南的日常生活，最普遍的莫过于那一片片青瓦。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南的建筑美学，是由窑火塑造的。
如果说砖石是江南建筑的骨架，那么瓦，便是其灵动的衣裳，越过粉墙，在黛瓦的尽头，是一枚枚小小的瓦当。它最初的功能，是保护椽头免受风雨侵蚀，但天性浪漫的江南人，将这方寸之地变成寄托情思的微型舞台。
于是，泥土在窑火中被赋予了诗意。祥瑞的动植物，蝙蝠、鹿、莲花、牡丹等，被精心雕琢于瓦上，吉祥的文字，将美好的祝愿凝固在屋檐之上。一片片瓦当，串联起一首江南生活的长诗。
从史前的一件陶罐，到古镇的一座窑炉，再到屋檐的一片瓦当，窑，始终是沉默的转化者。
它承载着江南人对土地深沉的理解与依恋。土，是生命之源；人，以智慧与匠心为火焰，让朴素的泥土升华为器物、建筑与艺术。
不灭的窑火，融入江南的血脉，让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永远充满泥土的芬芳。
灯火长明处 江南浪漫时
戴群 文 贺贵富 刻
灯，本义指放置蜡烛的照明器具。
这个简单器物，承载着中华文明千年的光影记忆。
从春节的龙灯到元宵的花灯，从江枫渔火到古寺青灯，灯火照亮中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
匡衡凿壁偷光、关公秉烛达旦、李商隐“蜡炬成灰”……那些与灯有关的故事，折射出中国人的精神品格。
灯，照亮黑夜，更见证先贤的匠心独运。
在江南水乡，灯文化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东风夜放花千树……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灯影摇曳，映照流水柔波，也点亮世代相传的温情和浪漫。
说起江南的灯，首先想到的是硖石灯彩，以海宁硖石而命名，始于唐，盛于宋，唐僖宗乾符年间已誉满江南。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灯市行》中盛赞其“万眼罗灯”。
作为国家级非遗，硖石灯彩有浓厚的江南文化特点。集诗词、戏文、民间故事、书画、古宅图案于一体，一盏灯就把诗情画意、文人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
硖石灯彩以精巧的针刺工艺见长，而剔墨纱灯则以绘画技法独树一帜。
这项源自清代桐乡濮院的绝技，制作工艺极为复杂和精巧：将木工、雕工、漆工和绘画艺术融为一体，2007年，被列入浙江省非遗名录。
“街巷条条结彩缯，普天万寿祝丰登。则庵花鸟文光画，奇绝人间剔墨灯。”清沈涛的诗，咏诵的正是“剔墨纱灯”。
灯，不仅是艺术品，更是民俗活动的重要载体。海盐滚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滚灯又称“英雄灯”，是融武术、杂技与舞蹈元素于一体的竞技性舞蹈，表演者在鼓乐声中翻滚腾跃，展现出力与美的结合。2008年，海盐滚灯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在嘉兴，富有诗意的灯会莫过于南湖荷花灯会。
旧俗嘉兴六月廿四为荷花生日，市民倾城游南湖，盛行于清乾隆年间及民国时期。夜晚南湖湖面放荷花灯，漂浮于水上，多至千盏。烟雨楼通宵达旦供应茶酒面食，又有昆曲社在湖上举行曲会助兴。南湖荷花灯会以鲜明的水乡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嘉兴民俗文化的重要符号，2007年成为浙江省非遗。
南湖荷花灯会富有诗意，荷灯浮波荡漾的光影之美，融汇了自然与人文的灵韵。“大船停到密层层，小船停到水也浑”，灯会的热闹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后，南湖荷花灯会得以恢复。
明代小说集《鸳渚志馀雪窗谈异》“观灯录”记述嘉兴元宵盛会及由此引发的踩踏惨案。虽然是小说，但明《万历嘉兴府志》也记载此事。文中说“上元前后三日，街市张灯”，从正月十三开始，色彩缤纷、形制各异的灯彩就要悉数点亮了。
元宵佳节，新塍的鳌山灯会更是热闹非凡。
鳌山，指一种灯景，将成百上千盏花灯缚扎成山，绘制各种神仙图像，因形似神话中“巨鳌背负仙山”的场景而得名。
新塍鳌山灯会始于清代。那时，商贸兴旺的古镇每逢闰四月举办盛大灯会。百姓自发筹款，在水上搭建各式各样的彩灯，称为“水嬉”，《新塍镇志》载，鳌山灯会“於水面装成园囿、泉石、亭台、人物、花卉。争妍斗巧、愈出愈奇，远方来观者舟以万计”。
20世纪末，当地重新发掘这一传统民俗，将古老的鳌山灯会与元宵节庆结合，打造出独特的元宵民俗文化节。
在嘉善，元宵节又被称为“出灯日”。“正月正，家家门前调马灯”。这一天，各队马灯出来表演，表演者身挂竹篾扎成的马头马尾，手持各色花篮，串乡走村，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
灯与盛世结缘，人与时代同行。从精巧的灯彩到热闹的灯会，江南的灯文化，既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又不断融入新元素。
一盏盏灯、一束束光，是江南特有的温润与诗意，点亮夜空，更照亮千年文脉的传承之路。
在光影交织中，我们感受着文化的力量，体悟生活的美好。
从“斤”与“匚”里 走出的千年匠心
许金艳 文 温大鹏 刻
匠，《说文解字》解释为“木工也”，斤，是木工用的斧头，匚，是盛放物品的方箱。匠，本义指与木作相伴的匠人，亦称“木匠”，后来成为“各类技艺持有者”的统称。
回望历史长河，匠的起点，是职业化的技艺坚守。
春秋战国时，鲁班以木工技艺闻名，成为匠的典范。他手中的斤，不仅是雕琢木材的工具，更代表着对规矩的敬畏。《周礼·考工记》载，“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早期的匠，核心是“守技”，守工具的用法、守工序的流程、守材质的特性，在重复的劳作中打磨“术”的精度。
这种“守”，也可在嘉兴匠人的手艺里看见。
元代剔红名家张成、杨茂制作雕漆时，先以木灰或金属为胎，一遍遍髹涂红漆，少则数十层，多则上百层，待漆层厚如铜板，方能以刀“剔”纹。他们守着“百余道工序手工完成”的铁律，让漆层在时光里凝结出温润的光泽，也彰显着匠从木工的单一工种，延伸出“对技艺有执念”的内涵。
匠字里，还藏着古人对“巧”的追求。
秦汉以后，匠的含义从具体工种溢出，衍生出匠心、匠意等词，指“巧妙的心思”。
嘉兴制墨名家沈珪诠释着“巧”。他在当时就抛弃固有的制法，按照日常累积的实践经验去制墨。后人常说他“以意用胶，一出便有声称”，他制墨时，掺入多少胶，完全主观把控，这正是匠从“守技”到“创巧”的跨越，匠不再是“重复的劳动者”，而是“有想法的创造者”。
嘉兴匠人的身影，嵌在中华物质文明的脉络里。他们或许站在历史的角落，却以手艺为针，将嘉禾的灵秀缝进器物、城池与园林里，成为地域文化的“塑造者”。
有元一代，“嘉兴银器冠中华”。朱碧山不但是嘉兴金银器工匠的祖师爷，还是中国银雕的集大成者。嘉兴博物馆左侧竖立着仿朱碧山“龙槎杯”雕塑。朱碧山打造的“龙槎杯”，将“仙人乘槎”的典故与银雕技艺融于一体。当时的达官名流以得其一器为荣，嘉兴诗人朱彝尊更是在《朱碧山银槎歌》中将其与鲁班比肩，“吾乡艺事多绝伦，奇巧不数古输班”，如今藏于故宫的“龙槎杯”，就藏着朱碧山将文人意趣刻进银器的巧思。
明清时期，嘉兴匠人继续在不同领域书写传奇。明代万历年间，张鸣岐、王凤江将铜手炉的制作推向极致。张鸣岐的制作，炉盖与炉体吻合严密，炉内装炙热炭火，外壁却“触手不烫”，那只为项元汴天籁阁铸造的“交梅手炉”，至今仍让藏家追捧，只因它既是暖手的“神器”，更是“实用与美学共生”的典范。
明末清初的巢鸣盛与张南垣，则将匠的格局从器物拉向天地。
巢鸣盛归隐故乡后以匏为器，用刻有花纹的模子套在生长的匏上，让其随模子长成樽、彝等形状，制成“槜李匏尊”，后享誉海内外。房前屋后的十余种蒲草与匏瓜，在他手中变成了“自然与人工对话”的艺术品。
张南垣以造园叠山闻名，被黄宗羲赞为“三吴大家名园，皆出其手”。他迁居嘉兴后，为吴昌时设计勺园、为朱茂时建造鹤洲草堂，首创“以画入园”的理念，将山水画的意境融入园林叠山，成为“宛自天开”的自然画卷。
作为“山子张”家族的开创者，他的“十字诀”至今仍是园林设计界的圭臬，列名《清史稿》，打破“匠人不入正史”的惯例，让匠的价值得到历史的认可。
匠易为，匠心难求。正如后人总结的：工而无韵，便是匠气；性灵熔匠，方有匠韵。
匠心是千锤百炼的专注，是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笃定，也是突破常规的创新。沈珪在制墨中打破胶法，张南垣在造园中融入画理，都没有被困在“前辈的规矩”里，在“守”的基础上突破，让匠从“技艺的继承者”变成“文化的创造者”。
匠心从未过时，它藏在大国工匠打磨的精密仪器里，藏在非遗传承人指尖的纹样里，更藏在每一个“专注做事、追求极致”的普通人身上。
正如嘉兴那些远去的匠人，他们有些或许没有留下姓名，却以匠心为笔，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正是匠字最动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