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玲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21日，丰子恺率全家十余人急奔桐庐，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逃难生涯。从此，九年离乱家山遥，行行复行行。他们自桐庐，过兰溪、衢州、常山，经江西上饶、宜春，到达萍乡，后又顺渌水、湘江，到达长沙，旋又赴汉口。武汉失守后，又迁桂林、宜山、思恩，再迁贵州遵义，最后到达重庆，直至1946年抗战胜利一年多后才回到故乡。
丰子恺这段长达九年多的流离生活，被人们称之为“艺术的逃难”。为什么“逃难”之前要加上“艺术的”的修辞？丰子恺曾专门著文说出原委。那是抗战胜利后，他卖掉了“沙坪小屋”，在重庆等车回江南的时候，他写了《“艺术的逃难”》一文，说出了在抗日流亡之中遇见的一段“缘”，因为店家求他写一副对联，而遇到了另一位爱其画的好心人帮助，给他一家老小解决交通工具，使他们脱离险地，从广西逃到了贵州遵义。于是，“艺术的逃难”便成了一个典故。
其实，丰子恺这一路“艺术的逃难”，更是“艺术的抗战”。在逃难途中，每到一处，都留下他抗战的足迹。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以笔为枪，写诗文，画漫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他还亲身投入各地宣传抗战的行列，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气节与风骨。
抗战期间，丰子恺脱去长衫，改穿中山装，积极参与抗战，友人称他“返老还童”。当时还有报载说“丰子恺割须抗敌”，引发关注。丰子恺说：“割须抗战是误，抗战热情是真。”他还对友人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画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1938年，丰子恺到汉口后，遇到了茅盾、叶圣陶、宋云彬、朱光潜等许多流亡至此的文化界名流。当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文艺界人士空前团结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抗敌协会出刊《抗战文艺》，丰子恺任编委，并为《抗战文艺》题写刊名，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同时，他还积极为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投稿，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战、控诉日寇的诗文，如《菩萨蛮·幼女之愿》《避寇日记》等。
那时，丰子恺创作的抗战漫画及诗文，成为内地抗战文艺的一部分。丰子恺得知石门湾缘缘堂被焚毁的消息后，他悲愤地写下了《还我缘缘堂》一文，此后，又写了《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和《辞缘缘堂》等文章，抒发对故乡的怀念和对日寇入侵的愤恨之情。
有一天，丰子恺走到武昌乡间，看见一棵大树，被人砍伐过半，春来又怒抽枝条，绿叶成荫。他觉得中国就像这棵大树，于是作画并题诗曰：“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他还专门写了《中国就像棵大树》一文，发表于《宇宙风》。后来，丰子恺还将抗战时期的漫画结集以《大树画册》出版。
1938年10月底，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广西桂林成为后方抗日文化中心，大批文化界人士聚居桂林。丰子恺也应邀到桂林师范教书。在桂林，丰子恺与朋友们，共同投入抗日宣传，他每天写《教师日记》，记录了他和同胞们在乱世中躲警报并积极参与抗战的生活。那时，丰子恺的幼子出生，他给孩子取名“新枚”，寓意“未来的国民”。此后，以新枚为模特儿，又创作了《恩狗的画》系列作品。
丰子恺曾对从萍乡逃难到桂林的学生萧而化说：“今日吾民族正当生死存亡关头，多些麻烦，诚不算苦。吾等要自励不屈不挠精神，以为国民表率。此亦一种教育，此亦一种抗战。”
抗战必胜，是丰子恺坚定的信念。丰子恺就是这样，凭着自己的坚定信念，在逃难路上，重执教鞭，在桂师，在浙大，在艺专，一边教书，一边创作，诞生了一系列抗战漫画，他以自己的方式积极投身抗日宣传。
1942年11月，丰子恺应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之聘，任该校教授兼教务主任。他离开遵义到了重庆，在重庆夫子池、乐山等地举行个人画展，展出逃难以来创作的彩色人物风景画。之后，他以画展所得在沙坪坝建造了一所简陋的住屋，这便是“沙坪小屋”。在这里，他和全家人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期间又创作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漫画随笔。
1944年中秋时节，丰子恺填写《贺新凉》词，其中有“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之句，表达其切盼抗战胜利之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1946年11月10日，丰子恺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石门湾，可惜缘缘堂已成一片废墟，他凭记忆推测自己书斋的位置，看到一株野树孤立生长着，周边长满荆棘。带着伤痛和悲愤，丰子恺默然离开，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定居。伤心之余，他画了一幅漫画《昔年欢宴处，树高已三丈》。丰子恺去世十年后的1985年，缘缘堂重建开放。此时离抗战胜利也过去了40年。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