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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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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嘉兴,一个画派的风华

日期: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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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12版:江南周末       上一篇    下一篇

  ■沈蕾

  

  咸丰十年(1860)某日,画家张熊正为新作落款。“写于申江客舍”的字样,取代了往日银藤花馆的嘉兴斋号。从嘉兴到上海,张熊个人的命运暗合了一场影响中国近代画坛的迁徙浪潮。

  一

  嘉兴府秀水县人张熊自号鸳湖外史,是“海上画派”先驱之一。

  他在嘉兴居毛家坊,建有至德堂。至德堂右旁是他的书斋,庭中植有银藤花,因此取名为银藤花馆。张熊后来搬到嘉兴城北的鉏家滩,又筑葺笛弄晚风楼。此地紧邻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喧嚣与水乡的静谧在此地交织。

  张熊早年受业于吴门,熏习之下,花鸟没骨技法尤精,承盛清时期江苏画家恽寿平之遗风,画风设色清丽而不失厚重,线条灵动却暗含筋骨。

  作为最早寓居上海的嘉兴画家之一,张熊的迁居并非偶然。

  彼时的嘉兴,正遭遇兵乱,开埠后的上海,因租界的安定与新兴的市民市场,成为书画家们的避风港。

  正如嘉兴人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记:“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

  1843年上海开埠的钟声,催生了绵延百年的艺术变革。

  江南的烟雨与西洋的海风在黄浦江畔交织,“海上画派”以兼容并蓄的气度,重塑中国绘画的近代面貌。嘉兴画家群体,从画派初创到鼎盛阶段,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他们带着鸳湖的温润、吴门的雅致,在十里洋场的喧嚣中,以笔墨为舟,载着传统驶向现代,为海派绘画烙上最鲜活的嘉兴注脚。

  上海的崛起,为嘉兴画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土壤。

  十里洋场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宽容,形成独特的艺术生态链:画家无须依附宫廷或官僚,仅凭市场即可谋生。据统计,1840至1950年间活跃于上海的1500余名画家中,浙江籍超40%,尤其是海派早期代表“三熊”“四任”都是浙江籍,盛期的“海派四杰”中任伯年、吴昌硕、蒲华也是浙江籍。浙江画家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具有压倒性优势,嘉兴画家正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即便其中唯一的徽州人虚谷也曾寓居嘉兴。

  彼时,从嘉兴到上海,水路不过一日航程,吴语相通、风俗相近,使嘉兴画家能快速融入沪上生活。

  嘉兴自古受吴门画派浸润,书画传统深厚。早在明代,项元汴天籁阁就是江南书画收藏重镇,成为嘉兴画家的精神养分。这种艺术基因,让他们在上海的多元环境中,既能坚守传统,又能敏锐捕捉时代新风。

  二

  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画坛,张熊、朱熊、任熊“三熊”之名如雷贯耳,以创新之作引领风气,为“海上画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张熊与朱熊两位嘉兴籍画家,堪称早期海派拓荒者。

  迁居上海后,张熊敏锐把握新兴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将传统文人画的雅致与世俗生活的意趣相融合:画中牡丹不再是孤高的象征,而是富贵吉祥的祝福;枝头禽鸟不仅有自然之态,更添灵动活泼的生机。这种雅俗共赏的风格,让他的订件应接不暇。

  更重要的是,张熊并非孤军奋战,而是培养和提携了数位嘉兴画家,朱熊与朱偁兄弟便是其中的代表。

  有趣的是,年长张熊两岁的朱熊,竟拜其为师,可见张熊的艺术魅力。

  朱熊擅花鸟,笔法工致中见洒脱。

  其弟朱偁初学张熊,后转师曾学艺于张熊的吴江人王礼,融合两家风格,、参仿康乾时期的华嵒,得其神似。

  “三熊”中极具影响力的任熊虽为萧山籍,却与嘉兴渊源极深。

  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熊在杭州与嘉兴秀水人周闲相识,两人结下深厚的情谊。周闲是晚清著名词人,“海上画派”名家。据《嘉兴府志》记载,周闲“居范蠡湖”。他的好友姚燮在《范湖草堂十九景图谱》起首写道:“周君存伯卜筑秀州城东南范蠡湖之畔,即以范湖名其堂。”周闲因此自号范湖居士。

  从咸丰三年到六年(1853—1856),应周闲之邀,任熊曾断断续续寓居于范湖草堂,并于1855年七月,绘成长达二丈有余的佳作《范湖草堂图》。

  他以繁复的园林为主体,熔历史典故与江南风光于一炉,铁画银钩,设色浓丽而典雅,既见陈洪绶的风神,又显吴门画派的意韵,如今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是当之无愧的海派绘画代表作。

  此后直至任熊去世,周、任二人常有往来。任熊于1857年辞世,时年35

  

  岁。周闲作《任处士传》,回顾他短暂而成就斐然的一生。也因周闲的关系,在上海期间,嘉兴画家与同样来自浙江的萧山画家群体常来常往,任熊侄儿任颐为周闲画的肖像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范湖草堂图》成画于江苏京口,是记忆与想象的交糅,实际上,周闲的园子远不及画中这般壮观。

  任熊还为嘉兴留下19世纪50年代嘉兴名胜三塔的真实图像。这恰是数年后三塔被毁,并于光绪年间重建之前的样子——保留清代三塔的细长样式,是除项圣谟《三塔图》、翁雒《三塔图》之外,仅有的几件图像资料,尤为珍贵。

  海上“三熊”的探索,让海派绘画摆脱传统地域流派的桎梏。他们不再固守师法古人的单一路径,而是以生活为师、以市场为镜,融合江浙两地的柔美与奇逸,开拓画坛新风尚。

  张熊之后,朱偁成为嘉兴画家延续海派花鸟文脉的关键人物。这位出身绘画世家的艺术家,不仅继承了师门衣钵,更以敢变的勇气,让海派花鸟在光绪年间焕发新彩。朱偁早年师从张熊,深得没骨花鸟精髓,但他并未止步于此。在上海的市井生活中,他发现市民对写实的偏爱:商人希望画中翎毛栩栩如生,店主喜欢花卉色彩明艳。

  于是,他走出画室,观察园中的真花真鸟,将写生融入创作。

  他笔下的鸟雀,姿态洒脱,羽色过渡自然,他绘的时令花卉,袅袅风中,刻画细腻入微。这让他的作品既有文人画的笔墨意趣,又具民间艺术的生活气息,更融合了西洋绘画的明丽色彩。

  作为嘉兴画家群的核心,朱偁通过收徒授课,将海派精神薪火相传。弟子中既有嘉兴同乡,也有苏沪青年。当时沪苏杭一带流行的嘉兴“鸳湖派”花鸟,便是以他与张熊为核心。这种画风以嘉兴为源,以上海为流,成为早期海派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符号之一。

  三

  当时间步入19世纪末,海派绘画迎来了鼎盛期。

  嘉兴画家蒲华以其磅礴的大写意风格,为海派注入狂放的艺术基因。

  蒲华的艺术有“诗书画三绝”之美誉,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蒲华1832年生于嘉兴城内学子弄(今育子弄),自幼家贫。1864年,他在妻子死后离开嘉兴,游历四方,先后在宁波、台州等地居住过。

  1871年,蒲华在苏州结识湖州人吴昌硕,两人艺术观点相契,崇尚在绘画中展磅礴气势,维持了一生的友谊。

  1881年春,蒲华还曾东渡日本,在异乡赢得声誉。1894年,蒲华结束30年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卖画维生。蒲华好古琴,居上海后,遇即购藏,并以九琴十砚楼为居所命名。

  蒲华最擅画竹,人称“蒲竹”,他的竹法融书法于绘画,可谓“画笔能从书笔来”。他笔下的竹子,绝非文弱的君子象征,而是如狂风中的劲草,带着一股不可遏制的生命力。他以饱蘸浓墨的笔锋,横扫出竹竿的挺拔,笔锋一转,又以飞白表现竹叶的摇曳,墨色从浓到淡,笔触从疾到缓,仿佛风声穿林而过。

  他的花卉同样气势惊人,以大泼墨法晕染,墨色淋漓如骤雨,取法青藤、白阳,却又别出机杼。王伯敏先生评价:“蒲华喜画大幅,饱墨淋漓,能以气势磅礴取胜者,吴昌硕外,唯蒲华得之。”

  如果说张熊、朱偁是海派与传统的衔接者,那么蒲华便是将传统推向现代的开拓者。他的大写意打破文人画的雅俗之辨,以最本真的情感驾驭笔墨,让绘画直抒胸臆。这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家,为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埋下伏笔。

  出身贱籍,中年丧妻,一生饱尝落魄之苦,却凭一支画笔在海上画坛站稳脚跟,更开创出蓬勃大气的画风。

  蒲华或许从未想过,时隔多年,故乡嘉兴会以这样的方式铭记他。

  1998年,距蒲华育子弄出生地不过一里的中和街、瓶山北麓,一座以其名字命名的蒲华美术馆落成。这座展馆,不仅是对他艺术生涯的致敬,更成为一方承载嘉兴人文温度的文化客厅。

  与这几位嘉兴籍海派画家多擅长花鸟、兰竹、山水等传统文人画题材不同,潘振镛是个例外。

  潘振镛生于绘画世家,祖父精于花卉,父亲潘大临专攻仕女。他师从杭州画家戴以恒,取法湖州画家费丹旭,与沙馥、吴友如并称“人物三绝”。他的仕女画线条遒劲挺拔,色彩淡雅和谐,仪态修长柔美。同时,他也传承家学,花鸟画亦有建树。

  他的弟弟潘振节自幼承袭家学,不仅擅长人物绘画,更精研山水技法。

  潘氏兄弟携手合作,对乾隆年间嘉兴地方风土人情画册《太平欢乐图》重新摹绘。他们通过海积山书局,采用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将其印刷出版,让原本仅存于手稿的画册得以大规模复制,极大拓展了传播范围与社会影响力。

  潘氏兄弟活跃的年代,正是吴友如《点石斋画报》风靡于世的时期。作为人物画画家,他们受时代风潮的启发,萌生了更广阔的愿景——将《太平欢乐图》这本承载乡邦文化记忆的珍贵图册,推向上海这片彼时的文化与商业中心,送入更广阔的市场,甚至使其走出国门、面向世界。

  潘氏家族传承不殆,潘振镛的儿子潘琳、潘琪延续其父仕女画传统,拓展海派绘画的新领域,将传统文人画的高雅格调与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融为一体,引发人物画的趣味变迁。卢甫圣的《海派绘画史》对潘氏艺术成就作了精彩的概括:“真正使改费(改琦、费丹旭)画风转化为海派人物画主导品类的人,当推来自浙江嘉兴的潘振镛、潘振节。”

  四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嘉兴画家群体深度参与海派绘画的构建。

  张熊以“申江客舍”落款,拉开嘉兴画家沪上耕耘的序幕;朱熊兄弟以师承传续,巩固海派花鸟的根基;蒲华以大写意风范,将海派推向艺术巅峰。此外,周闲、杨伯润、吴榖祥等嘉兴画家活跃于沪上画坛。王礼、任熊、虚谷等人虽非嘉兴籍,或师承嘉兴画家,或客居嘉兴,并与嘉兴同行深入交流,艺术风格或多或少承袭了嘉兴画家的特色。

  嘉兴籍海派名家的笔墨轨迹,不仅是个人的艺术探索,更是海派形成过程的缩影。到了20世纪上半叶,“前海派”逐渐进入“后海派”阶段之后,新一代嘉兴画家不仅有深厚的传统书画造诣,同时也是沪上知名收藏家、鉴赏家。他们在书画创作之余,心系嘉禾,不忘保存整理嘉禾文脉,比如倪禹功、钱君匋、钱镜塘等。

  回望历史,嘉兴画家留给海派的,不仅是技法的创新,更是精神的滋养。

  他们带着江南的文化基因,在近代上海的变局中,既坚守传统的笔墨精神,又拥抱时代的审美需求,最终实现守正创新的艺术突破。

  这种精神,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绘画的发展——正如海派绘画改变近现代中国绘画的整体面貌,嘉兴画家的探索,也为当代艺术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当黄浦江的涛声依旧,鸳湖的烟雨朦胧,那些曾活跃于沪上的嘉兴画家,早已化作海派丹青中最温润的底色,书写这段绵延百年的艺术传奇。

  

  清 张熊 花卉册 上海博物馆藏

  

  清 朱偁 设色芙蓉飞鹰图中堂

  

  清 潘振镛 柳溪春泛图

  

  清 蒲华 墨竹

  

  清 任熊 范湖草堂图卷(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