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老师是每个人学生时代中最重要的人之一。人生路上，他们带来启蒙；奋斗途中，他们送上激励；迷茫时刻，他们指引方向。
金秋九月，我们又将迎来第41个教师节。老师，是一个称谓，一份崇敬，更是一种精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位好老师，而每一位老师，也影响了无数的学生。今天，和大家分享关于教育的书单，一起向老师们表达敬意与感恩！
《梦见沈从文先生》
汪曾祺 著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收录汪曾祺所有关于沈从文的散文、访谈，及近年发现的一封汪曾祺于1947年写给沈从文的长信等文字。汪曾祺作为学生，观察他心目中的老师沈从文，是简单的心描述另一颗简单的心。
与汪曾祺谈沈从文
■李辉
在读过的写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黄永玉和汪曾祺两位先生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前者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带点幽默地写出他心目中的表叔形象。读过之后，让人感觉到沈从文更熟悉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质到极点的“迂”。后者以“寂寞”来论述沈从文的散文。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感觉，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人启发颇多。后来很多文章谈论沈从文时，大概受他的影响，都习惯用“寂寞”来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乃至人生。
在与巴金谈沈从文之后，我就一直想同汪先生谈谈沈从文。他作为西南联大时沈从文的学生，与沈从文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谊。在创作上，人们更是将他视为受到沈从文影响而成就显著的小说家。我想，他的谈话，同他的文章一样，会给我许多启迪。
我们的话题就从他当沈从文的学生的时候开始了。
李辉（下简称李）：四十年代你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给你上过课的有朱自清、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他们上课的特点是不是不太一样？
汪曾祺（下简称汪）：杨振声先生这个人资格很老，他当时是文学院院长，给我们教汉魏六朝诗。他上课比较随便，也很有长者风度。对我他好像挺照顾，期末考试前他说，汪曾祺可以不考了。朱自清先生上课最认真，规规矩矩的。给我们上宋诗，每次他都带上一叠卡片。他要求学生按期交读书报告，考试也要求严格。他对我不满意，说：汪曾祺怎么老是缺课？
李：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汪：很少出题目。他一般让大家自己写，然后他根据我们的作文来具体分析，找一些类似的名作来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他还喜欢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要长。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之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属于写情境的。他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当然，有时他也出一些题目，给我们出的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给别的年级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为我的上一年级出的，叫《我的小庭院有什么》，另一个是为我的下一年级出的，有点怪，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因为怪，我才记住了。
李：他这样出题，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让学生从小的角度来描写。这可能和他自己当初练习创作相似。
汪：他有一个说法：先要学会车零件，然后才学安装。他强调的是对生活片段的仔细观察。
李：那时你常去他那儿吗？
汪：当时他住在昆明郊区乡下，每个星期在上课的日子就进城住两天，学校安排有房子，我经常去那里。每次去都是还上一次借的书，再借几本，随便聊聊。他的书学生都来借，其他系的同学也来借。他的许多书都是为了借给学生看才买的，上面都是签他的笔名“上官碧”。人家借书他也从不立账，好多人借走也不还，但这毫不影响他对学生的慷慨和热情。
李：你在大学毕业后与沈从文接触多吗？
汪：我一九四八年到当时北平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就是沈先生和杨振声先生介绍的。北京解放后，我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大概一九五〇年秋天回到北京，又见到了沈先生。（节选）
《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 著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陶行知先生誓以教育救国，一生奉献教育事业，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心，身体力行普及生活教育、平民教育。本书精选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华，对现代教育者和为人父母者都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躬亲实践，终生不渝，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的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里起了变化，才算是起了教育的变化。我们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
宇宙是在动，世界是在动，人生是在动，教育怎能不动？并且是要动得不歇，一歇就灭！
怎样动？向着哪儿动？我们要想寻得教育之动向，首先就要认识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之对立。一方面是生活教育向传统教育进攻；又一方面是传统教育向生活教育应战。在这空前的战场上徘徊的、缓冲的、时左时右的是改良教育。教育的动向就在这战场的前线上去找。
传统教育者是为办教育而办教育，教育与生活分离。改良一下，我们就遇着“教育生活化”和“教育即生活”的口号。生活教育者承认“生活即教育”。好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活就是坏教育，前进的生活就是前进的教育，倒退的生活就是倒退的教育。生活里起了变化，才算是起了教育的变化。我们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
为教育而办教育，在组织方面便是为学校而办学校，学校与社会中间是造了一道高墙。改良者主张半开门，使“学校社会化”。他们把社会里的东西，拣选几样，缩小一下搬进学校里去，“学校即社会”就成了一句时髦的格言。这样，一只小鸟笼是扩大而成为兆丰花园里的大鸟笼。但它总归是一只鸟笼，不是鸟世界。生活教育者主张把墙拆去。我们承认“社会即学校”。这种学校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为学校而办学校，它的方法必是注重在教训。给教训的是先生，受教训的是学生。改良一下，便成为教学——教学生学。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有何用处？于是“教学做合一”之理论乃应运而起。事该怎样做便该怎样学，该怎样学便该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
《张桂梅》
李延国 王秀丽 著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30万字，376页，浓缩张桂梅从儿时到现在，从黑龙江到云南，从牡丹江到香格里拉、到大理、到丽江华坪，几十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她为照亮山区贫困女孩的人生道路而献身教育、“九死亦无悔”的执着追求。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
叶嘉莹 著
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
叶嘉莹说：“有的老师所传授的则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还有对学生精神品格的一种陶冶、熏染和提升。我觉得，顾随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老师。”顾随先生曾先后在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前身）等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培养了诸如中国古典研究专家叶嘉莹、红学泰斗周汝昌、文学史家郭预衡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书中，叶嘉莹娓娓道来，回忆了老师顾随对自己的教导和影响，先生的文学造诣，还有自己对先生学识与志意的承袭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