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人语
那些以生命追光、以热血显影的灵魂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八十载硝烟散尽，血火淬炼的民族记忆从未褪色。那段全民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最终赢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壮阔史诗，依然是我们民族记忆中最深刻的烙印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个体人性的微光到战场交锋的壮烈，从全球格局的联动到地方战场的细微叙事……最近这段时间，很多抗战主题的书籍都和读者见面。本期“悦读”，我们推荐几本抗战主题图书，它们以多元视角凿开时光岩层，让英雄的呼吸、民众的呐喊、艺术的锋芒与信仰的星火，重新奔涌于当代人心间。
其中，《追光者》是2025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人民文学奖得主海飞新作。它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深情书写雷烨、高帆、徐肖冰、罗光达、俞创硕五位战地摄影师的壮丽群像。
书中的五位战地摄影师都是浙江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烽火四起，乌云笼罩中华大地，战壕深处硝烟弥漫。正是战地摄影师那些穿越死亡地带的底片，让中华儿女的勇气在战火中显影。
雷烨出生于金华，以诗人和摄影师的敏感捕捉战争的残酷，是唯一一个用相机记录下潘家峪惨案的战地记者，这些底片成为21年后潘家峪村民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的铁证。他被列入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名录。1943年4月20日，29岁的雷烨因在日寇“扫荡”之时返回营救村民而遭遇包围，牺牲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60年后亲人才找到他的下落。
高帆出生在萧山，16岁时偶然看到陕北公学招生启事后决心奔赴延安。他从桑蚕的柔软转向摄影的快门，记录下战士的坚毅与人民的苦难，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解放军画报社总编辑、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晚年患癌的高帆在病床上主持编辑第二野战军大型图文集《天下之脊》（8卷本），完成了其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部分书稿内容的审定。
1937年，在西北影业公司任职的徐肖冰向公司提出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走上太原前线，与几位战地摄影师一同拍摄抗日战况。战争中的亲身经历，让徐肖冰思考起国家的前途，他最终作出决定——“留下来，我要去参加八路军！”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徐肖冰到延安参加革命，拍摄了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照片，被誉为“红墙摄影师”，并在日后亲历并拍摄了中共七大、开国大典、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
罗光达是湖州南浔人。在穿梭于枪林弹雨间的岁月里，他参与创办了《晋察冀画报》《冀热辽画报》和《东北画报》，以画报为阵地，让抗战的呐喊传遍神州。他与全部画报人一起，用鲜血与生命实践“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的神圣誓言……
俞创硕出生在嘉兴平湖，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1年，俞创硕便开始进行国难宣传。永定河畔卢沟桥上的枪声响起之际，他与徐肖冰等人就一起直赴太原，举起相机见证华北第一场大规模会战，从此走在正面战场的刀锋之上。他拍摄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战役、长沙大火、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等重大历史事件。
从江南水乡的断壁残垣到黄土高原的漫天风沙，从太行峭壁的游击战场到东北雪原的白山黑水，镜头背后，那些以生命追光、以热血显影的灵魂，照亮了一个民族最深的黑夜。
而每一卷胶卷在被护送到抗战前线战地摄影师的手中前，经历了怎样的腥风血雨？战地摄影师又如何在枪林弹雨中及时冲洗、安全保存？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当年奔赴华北抗战第一线的，还有他们共同的江南底色和真诚诗心。与他们同行的，是在资源极度贫乏的敌后摄影训练班中成长起来的近千人的摄影师队伍。
“这些人近半战死、失踪、改行，直至现在，我们几乎可以下定论：新中国图像的制造者，这些传统胶片时代按下快门的人，是在前方战场无休无止的枪炮声里，引领我们看到世界真实模样的群体。”
■海 飞
时间回到抗战全面爆发前的一星期，那时候，北平（今北京市）举办了一场规模颇为宏大的展会——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其时，北平已处于三面受敌之困境：北面，伪满洲国的国界一直在向南延伸；东面，冀东22个县沦为日本殖民地；西面，日寇逐渐渗透、蚕食察哈尔。北平跟内地的联系只剩一条平汉铁路（后更名为京汉铁路）。战争的阴云笼罩着策展人与参展人的心，一篇题为《致敬——参观诸君》的前言中，赫然写道：“有人生即有艺术，这是一种定律。可是它的趋势，常受着社会潮流推荡而变迁，摄影也不外此。我们当国难严重的关头，所需要新的艺术，当然是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前提。”当时参加展览的摄影名家张印泉、方大曾、郎静山、叶浅予、高岭梅等人，亦在此行中深受触动，后在创作中逐渐从追求“诗意、画意的审美”转向对民族救亡的宣传。张印泉还把自己的参展作品《骇浪惊涛将系舟》更名为《力挽狂澜》，赋予其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亦表达其心中时刻涌动着的光大新闻摄影的热望。
这一篇言辞恳切、开宗明义的前言，确有传播的必要。摄影这门源自西方的新兴艺术自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即成为一种民间的匠人手艺，如旧时上海弄堂口颇为神秘的西洋镜、大世界游乐场的哈哈镜一般受到追捧，但仅仅供人消遣娱乐。其逐步登上艺术的殿堂，则要往后再推70余年——五四运动之后，一批文人学者、有识之士加入摄影队伍，以他们深厚的美学修养和探索精神在一片荆棘中砥砺前行。如此，才有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摄影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北京光社和上海的中华摄影学社及各种文艺研究团体一一涌现。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的爆发，斗争的环境越发复杂，抗争的声音越发洪亮，“想在照相中找出一些‘美’来”的概念已不足够——“摄影，应该承担起更重要的职责”，这一观念，几乎很快成了共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之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的沙飞发表文章《摄影与救亡》，第一次向公众宣示了自己的“摄影武器论”思想。文章发表后，引起许多同人的共鸣，沙飞即刻动身前往华北抗战第一线，从此没有再回头。卢沟桥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日寇又疯狂进犯上海。就在中日两国百万人鏖战淞沪之际，美国知名杂志《生活》周刊刊登了一张王小亭于上海火车南站拍摄的名为《中国娃娃》的照片。这张照片震惊了世界，迅速引发多国人士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极大愤怒，也令日本帝国主义深刻感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舆论压力。
这一张照片的拍摄并非偶然。上海，作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地位都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在那个年代是日本侵略者频频挑衅的对象。多年来，他们不断在上海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试探，制造冲突，侵犯主权。与上海地缘相接、人缘相亲的浙江，同样昂扬挺立在风云际会的前线：浙江宁波曾与上海同时作为通商口岸开埠，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宁波帮”更是对上海的工商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史学界对湖州素有“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湖州”的评价；而浙江籍的文人作家，亦占据了民国文坛的“半壁江山”，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茅盾、郁达夫、冯雪峰、柔石、艾青……他们既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旗手，也是开眼看世界、投身去革命的先驱；嘉兴南湖上一艘小游船漾开的波澜里，悄然酝酿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一大在此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从此出现全新的局面；更不得不提浙江省会杭州，一直是国共两党和民主人士共同抗战的历史舞台，镌刻着中国共产党负重前行的百年印记，西湖之畔，既转乾坤，亦留下了照亮山河的种种人生。
本书中的5位浙江籍战地摄影师， 就在此般历史转圜之际，用他们的眼、他们的心，同摄影技艺一道发轫、成长，直至葱茏，这才有了他们几乎相同的抗战起点——于浙江故土和上海间穿行，继而在他们共同的1937年，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走上救国道路。
（本文为书中前言节选）
《追光者》
海飞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编者按：2025年9月3日，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举行。其中备受瞩目的无疑是战略导弹等“国之重器”的惊艳亮相，它们既彰显了我国强大的军事力量、顶尖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依托于我国雄厚的工业基础。中国如今拥有全世界体系最完整、产业链最完备、规模最大的现代工业体系。而1937年的工厂内迁，正是中国构建工业生态的关键一步。
《生死危城》正是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八十八年前，上海千家工厂沿苏州河西迁，先辈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着民族工业的火种。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后，上海民族工业大规模西迁，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中国实业界“敦刻尔克大撤退”。《生死危城》聚焦1937年7月至11月短短四个月间的“危城”上海，描摹战火纷飞下政府官员、实业家、工厂主、普通工人的人物群像，重现了一段沉于历史缝隙中的抗战记忆。
《生死危城》是我写现代中国的最后一块拼图
■赵柏田
2019年秋，生活再一次变动前，我已经进行了持续数年的“现代性主题”的研究与写作。这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一百二十万字的“中国往事三部曲”，书封上的一句话——“积十年之功，从公共遗忘处，书写一个国家的记忆”，就是我这项写作计划最初的设想：讲述1905—1949年的中国故事，讲一讲现代性怎么来到中国，来到我们身边。我把这看作一个写作者的重要职志。
诗人柯勒律治说，凭着墙上的几个点，可以挂起一幅心灵的挂毯。我为现代中国这幅“挂毯”寻找到的几个点分别是：铁路、外交、金融业（或商业）和晚清以降知识人精神的流变。
这个写作项目中的几部非虚构作品：《午桥之死》以晚清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同时也是一个老资格的青铜器收藏家）在一场暴力中的死亡，书写了铁路国有背景下引发的一场革命的“保路运动”；《驶往一九一九年的船》，写的是巴黎和会背后的中国外交家王正廷、顾维钧和陆征祥的故事；《酒旗风暖少年狂》聚焦“五四”狂飙前后的陈独秀、蔡元培、章太炎、鲁迅、苏曼殊、刘师培，讲述这些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和先锋如何适世、用世，甚至叛世。持续多年的叙事训练使我一直对人和事关系的书写充满热情。我从一个历史光谱跳到另一个，每一次跳动都相信踩在了历史的节拍上。
2019年春天，在北京彼岸书店和杨天石、马勇两位近代史前辈一起做新书宣传活动，马勇先生说了一句话，你不想成为中国的曼切斯特吗？这让我心神为之一凛。在这之前，尽管我是如此热爱《光荣与梦想》，但我从没有想到，我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在虚构和非虚构两个世界交叉跑动。
我只能笑笑。马勇先生却是认了真的，说，还有一块顶重要的拼图，你得找出来。
我知道，他说的是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这一大潮中的爱国实业家们。
于是，有了五年后的这本《生死危城》，1937年沿海工厂内迁这场规模堪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故事。故事时间是民族存亡的“生死”之际——1937年7月到11月短短的四个月；故事场景则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前后的“危城”上海。这也是我想为上海写的一本书。在写过太平天国时代的上海（《买办的女儿》）、金融家的上海（《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后，写下这个战争年代上海工厂的故事，几乎是理所应当的。这也验证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好的写作应该是一棵不断生长的树。
当第一批现代新式银行在黄浦江畔破土而出时，得着一战爆发、西方资本无暇东顾的空隙，中国东部沿海工业曾迎来一个黄金时代。写《生死危城》时，我曾数次想起我家族里一位前辈的故事。
（本文为书跋选段）
《生死危城》
赵柏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