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陶奕宸，嘉兴嘉善人，杭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作品散见于《文学报》《中国青年作家报》《嘉兴日报》等刊物。
■陶奕宸
迄今为止，我国以抗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作家们从多个角度出发书写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有的着眼于正面战场的大型战役，有的侧重写敌后战场的游击斗争，有的则关注隐秘战线的敌我较量。但在此之外，有一个问题似乎鲜少为人所注意——抗战胜利时平民百姓的情绪。对此，《四世同堂》的结尾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答案。
《四世同堂》是老舍上世纪四十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它聚焦于全面抗战期间北平小羊圈胡同里以祁家为中心的十几户人家，描写了这些普通人在北平沦陷后的人生遭际与心路历程。在整部小说的结尾，于日本人的淫威下艰难求生的北平老百姓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借助最后这几章的内容，老舍细腻而深邃地表现出各色人等的复杂情绪，使整个故事以凤尾收束。
在展现中国平民的心情之前，作者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设计：先行刻画身居北平的日本平民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在他们中间，一类人做贼心虚唯恐受难，一类人坦然面对甘愿受罚。前者如三号房的日本人，畏惧中国人报复，便将自家的街门堵住，恰与战争初期祁老人堵门的行为相同，但不同的是，“他们比祁老人当时更害怕，也更困惑，他们用来堵街门的东西比祁老人还要多”。作家对这类人的心理可谓洞若观火，对于他们而言：“战争打得顺，他们就忘了战争的罪恶，只感到满足和光荣，他们甚至赞美战争，还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天神的传人，无往而不胜。现在猛然从空中被抛落入尘土，他们马上明白：他们自己和家人要完了。”与其形成对比的，是一号房的日本老太太。她是个素来反战的平民，对战争中无辜受害者的悲惨命运感到痛心：“她安详地站在门里，可心里感到悲哀——战争结束了，可那些千千万万牺牲了的人呢，他们能因为战争结束而活过来吗？”这个老太太并未作恶，所以问心无愧，然而“尽管她的理想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但因为她的国家和民族，她不得不承担罪责”。对于这一类人，作者则报以悲悯与同情。
当然，书中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百姓的反应。“重庆、成都、昆明和西安等许多城市里，人们欢呼、歌唱、痛哭、放鞭炮。他们太开心了，成群结队上街游行。”胜利时分，人们的喜悦与激动不难想象，但老舍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力图探掘这份欣喜背后更为复杂幽微的深层心理。由于北平的日本兵还没有解除武装，北平百姓暂不能像其他城市那样热烈狂欢，“似乎现在是哭不得笑不得的时候。就像一个犯人刚从长期监禁中放出来，无所适从”。这幅图景很像莱辛在《拉奥孔》中所说的“富有包孕性的时刻”，人们的情绪被暂停在即将抵达高潮的瞬间，而正是这份延宕催生出悠长的意蕴。男女学生们想热情欢唱，却无法高歌；大人们想喝酒发泄庆祝，却无处买酒也没钱买酒；商贩则想让市场重现战前的繁荣，却也暂不可得。面对死在胜利前夕的小妞子，祁瑞宣丧亲的悲哀大过胜利的兴奋：“小妞子的死似乎把他过去八年所奋斗的一切都一笔勾销了……胜利，即便十个还是百个胜利都救不了妞子。”残酷的战争使无数人失去生命，同时也改变了许多活着的人：老三更加孝顺懂事，愿意耐心地听爷爷唠叨，“让爷爷开心一下”；祁老人变得温和冷静，“不再是那个一有麻烦事就用破缸顶街门的老人了”；而老三眼中“最疼人、最善解人意的母亲”，则在多年战乱的影响下变得沉默了，只要听到儿子的声音便觉得满足。
胜利之于平民，就像是为一场噩梦画下的句号，但这个句号并不能终止人们心中的隐痛，也无法复生那些逝去的亲朋。这份苦难经验会成为所有人无法忘却的集体记忆，甚至融入整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正是站在这个立场上，老舍在最后一章借钱默吟之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我饱尝了战争的滋味，因此我反战。战争是你们发动的，所以我诅咒你们，一直诅咒到你们放弃战争，思考和平并诚恳地拥护和平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