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漫过南河头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青砖黛瓦，在稚川学堂旧址前织就斑驳光影。而今，砖墙上深浅不一的焦迹，像一道道结痂的伤疤，无声诉说着日军炮火留下的血泪记忆。
“1937年11月5日凌晨，侵华日军第10军团在全公亭、白沙湾一带登陆，数百平湖军民血战抵御，打响了浙江抗战第一枪。”讲解员赵佳怡又一次站在这里。
刚刚过去的暑假，她每天要对着不同的人群反复讲述：“14天后，日军第二次进城，入校施放火枪，焚毁校舍数十间。后遭数次洗劫，两次纵火。”
每讲一次，赵佳怡都能从游客的眼神里读出不同的情绪——有对苦难的心疼，有对先贤的敬意，也有家长悄悄攥紧孩子的手轻声补充时，那份不能忘却的坚定。
三十五载风雨办学路，稚川学堂为国家培育输送了大批横跨军事、科技、文化、医学等领域的擎天栋梁，更以深厚底蕴在岁月中沉淀下独特的教育印记。
1922年出生的陆秀珍，是目前最年长的“稚川人”。提起少时求学，她眼里忽然漾起光芒。教室里一人一桌，农家娃和富家子同堂读书。课间大家在操场一起练操、踢毽子，放学后踩着同一片青石板回家。
那种不分贫富、无论门第的同窗情谊，在乱世里长出坚韧的藤蔓。到烽火燃起时，化作并肩作战的默契——不同境遇的学子，在民族大义面前，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记者 顾亦来
“同学应互相敬爱，不得彼此凌侮。衣服宜整洁，勿取华美。上课时不得离座谈笑旁顾。”
——摘自稚川学堂校规
泛黄的《平湖县志》里，尘封的故事仅有只言片语，却藏着穿透时光的力量。
1902年，葛嗣浵以义庄田产赡族余资，创办稚川义塾。“稚川”之名取自葛氏祖上葛洪的字。这位道教理论家在《抱朴子》中写道，“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恰如学堂的门楣向所有孩子敞开。
“义，有义行善举的意思，”平湖地方文史专家郭杰光抚过史料页缘，缓缓说道，“和那些只收自家子弟的私塾不同，稚川面向社会，免收学费。”
学堂里最特别的，要数与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并称江南三大藏书楼的传朴堂。堂内珍藏着四十余万卷古籍，从经史子集到地方志书，一页页泛黄的纸页间，不仅流淌着千年文脉，更成了稚川学子的文化宝库。
农家孩子在这里第一次读到《史记》的壮阔，富家子弟在这里知晓《齐民要术》里的民生疾苦。那些在课堂上听不到的故事、学不到的知识，都从这一卷卷典籍里跳出来，悄悄打开了孩子们的眼界。
可惜这座文化宝库也未能幸免于日军的炮火，只留下断壁残垣在风中叹息。
北京科技大学校园里，葛嗣浵的幼子、91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葛昌纯提及稚川，语气里满是崇敬。他抬手推了推眼镜，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回到了父亲办学的年代：“我父亲是晚清举人，与张元济同科，曾受岳父——兵部尚书徐用仪嘱托：‘不要做官，回去办学，给国家培养一些年轻人，将来可以救国。’”
在京为官时，葛嗣浵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交往，受他们致力新学的思想影响。所以办学堂，他最看重的就是师资——
教国文与史地的陈翰，是晚清廪生，不仅学问扎实，还著有《适庐诗存》《六朝岐字辨异》等；教算学的王积沂，清末曾在嘉兴府学堂任教，去日本游学过，是中日数学交流中有名的教科书翻译家；教英语的程菊航更厉害，能把全本《英语字典》倒背如流，不管多生僻的词，问他，总能得到详细解答。
为请这些老师，葛嗣浵一一登门拜访，亲自考察，不惜倾囊而出。到1913年，他为办学投入银圆已达6430块；次年，教育部授予他“捐资兴学”奖章，以彰其功。
郭杰光的电脑里，珍藏着一张抗日航空英烈梅元白生前唯一的照片。照片上的青年穿着笔挺军装，眉眼间还带着未脱的少年气。
“这是20年前，我去拜访梅元白表弟高增瑞时，老人颤巍巍拿给我的。”郭杰光说。
梅元白是平湖富商高琴泉的外孙。高家的光华袜厂，是当时浙江省针织业的“龙头”——鼎盛时每天开机千余台，产品畅销华东、华北、东北，其“双狗”牌纱童袜拿过1913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我大哥增祥比梅元白大一岁，也在稚川中学读书，寄住元白家里。”高增瑞回忆时眼含暖意，“每逢假日大哥回家，元白总是一起到我家住几天，和我大哥打乒乓球或玩棋类游戏，有时听他吹口琴。”
就是这样一位家底殷实、才华横溢的富家公子，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毅然放弃优渥生活，报考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将青春献给祖国的蓝天。
1935年，高增瑞和大哥、大嫂参加梅元白的航校毕业典礼。“每个学生能请15位亲属，我们去了14位，元白亲自陪同，在校园里走了个遍。”高增瑞对此记忆犹新。
后来，在淞沪会战战场的上空，梅元白一次次驾机直扑日军军火库，机翼如利刃划破浓云，那奋不顾身的身姿，恍若当年在稚川学堂操场上奔跑飞扬的模样。
1938年一次空战中，梅元白的战机油箱被击中，瞬间燃起大火。他回头看了后座的战友，直到对方的降落伞打开，自己才跳出机舱。
火焰舔舐着他的军装，旁边的日机还在疯狂扫射。为避免伤亡，他没有立刻打开降落伞，任凭身体自由下落，直到离地面1000米时，才拉开伞绳。后来他在武汉医院接受记者采访的消息，通过上海公共租界的报纸转载，一路传回平湖，家乡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一年后的长江上空，硝烟密布。他的战机在执行任务时突发故障，如同一只受伤的苍鹰，拖着长烟冲向江面。汹涌的浪涛永远留住了年轻炽热的生命。
但他从稚川带向蓝天的那束光，没有熄灭。二弟梅元泰背着行囊走进空军部队时，脚下踩着的，是哥哥未走完的路。
和梅元白不同，潘非来自平湖县城的贫民家庭。1933年从稚川中学毕业后，为贴补家用，他去松江一家店铺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活，直到深夜才能休息。
“那是祖国灾难深重的岁月，他忧心忡忡，每天劳累之后，晚间就默不作声地偷偷阅读进步书籍。店里人嫌他晚上看书废油，他就买来手电筒，钻在被窝里读书。”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在纪念文章里，记下了这位穷学生的倔强。
1936年，潘非拉着两个学徒伙伴，在阁楼上办起读书会。民族危亡的消息一天天紧起来，当读到“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的传单，终于下定决心奔向真理。
潘非画了一张画：三个年轻人走在一条大路上，迎面升起太阳，上面写着：“我们寻找光明去！”
1938年春，他在山西加入青年抗敌决死二纵队学生游击队，后来成了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宣传员，同年8月入党。那时，潘非刚满二十岁。
在晋西的山沟里，他把救亡图存的呐喊写进传单、编进快报，字里行间都是对祖国的热爱。
担任火线报社社长时，他跟着部队穿梭在阵地上，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火线报社的通联员随身带着油印机，把指战员的投稿刊登在《火线报》上，也把国内的重大消息印发到连队、班排，那些带着油墨香的报纸，成了阵地上最有力的“武器”，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谭文瑞为潘非写下注脚：“他学而不倦，从一个学徒成长为卓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反映了他对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
……
衣服不必华美，心却要透亮。
稚川学堂的木构梁枋在炮火中零落，可那些刻在校规里的教诲、课堂上种下的平等与正义、操场上跑出来的少年意气，让富家子舍得放下安逸，让穷小子敢于挺起脊梁，在国难面前，认准了担当。
“诚，心在方寸，深藏莫测。淑世淑身，贵乎坦白。诈伪者蔽，虚骄者僿。工于文饰，劳而日绌。真虔自盟，良知不没。”
——节选自稚川学堂校训
徐调孚和金问淇，在学堂的操场上曾有过无数次擦肩而过。
他俩相差一岁，一个文静、一个爽朗。那时的两人不会想到，多年后，会在截然不同的战场上，以同样的赤诚，照亮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叶圣陶评价徐调孚：“一辈子在出版界工作，知道他的人不很多，我不免代他感到寂寞。这种寂寞，调孚生前可能并没有感到。‘人不知而不愠’本来是编辑工作者应有的胸怀。”
郭杰光又想起一件往事：2012年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编辑们四处寻找徐调孚的影像，求助的电话打到了他的家乡。
“目前公开的徐调孚形象，是从一张合影里截取出来的。”郭杰光辗转询问在北京、四川等地与徐调孚共事过的后辈、亲属，最终在贵州的徐调孚外孙处觅得旧照。
清瘦温和，眼神澄澈，徐调孚一生低调为人，将全部心力都付与了铅字纸页，不求人知，只求无愧。
在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中华书局的岁月里，徐调孚常埋首青灯黄卷，焚膏继晷。专注的模样，和当年在稚川学堂里安静读书的少年，几乎重叠。
周振甫，中华书局编审，也是徐调孚在稚川学堂的师弟。他记忆中的调孚先生，“从不分什么上班下班”，经常带稿回家深夜审读。
“‘一·二八’事变时，日本侵略者轰炸商务总厂，总厂化为灰烬。可茅盾的两部作品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周振甫说，“按照一般的工作方法，投来的作品都藏在办公室内，碰到这种灾祸，谁也救不了。只有像调孚先生的工作时间，能够完好地保存着。”
那时候《小说月报》只有两个编辑，任务特别繁重——每期要编十二三万字，编辑部每天至少收到十件稿子，一个月下来就是三百多件。
有人说编者只认名家，徐调孚在文章里真诚解释：“作为一个编者，像觅宝似地在到处寻找可用的稿件，岂肯把送上门来的连看都不看就捺进字纸篓里去。丁玲的《梦珂》寄来时，连这位作者是男性或女性都还不知道呢？”
正是这份虔诚，让巴金的《灭亡》、茅盾的《蚀》三部曲、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得以和读者见面，在动荡的年月里，为国人守住了一块精神栖息地。
徐调孚精通多国语言，曾翻译介绍过意大利、挪威、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作家作品。
敌机在头顶盘旋的夜晚，他就在油灯下，一字一句翻译完了《木偶奇遇记》。当匹诺曹的故事随着期刊传遍战火中的中国，他在译本的前言里写道：“尽我所有的能力，总想使它浅显流利。幸而这故事的本身太奇妙了，无论译文是怎样的拙劣，多少都保存着一点原著的特点。孩子们要是读了或听了这故事，没有不出神的，我相信。”
金问淇的手术刀在炮火中也不曾停歇。
在稚川学堂读书时，他就悄悄立下了学医的志向。他常坐在教室的窗边，望着远处的天空发呆，心里装着一个朴素的愿望：“我的母亲生我们姐弟时都是难产，以致身体羸弱，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我学这一科就是为减少女性疾苦。”
那时候，稚川义塾已改名稚川高等小学堂，办学理念也更先进了——小学四年级就开设英语课，三角、代数、物理、化学等课程一应俱全，光教学仪器就有50多种。
扎实的知识基础，托着金问淇走进了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医学院前身）。1925年，他在德国弗赖堡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立刻回国，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诊所。
上海沦陷后，金问淇毫不犹豫地停掉私人诊所的门诊，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抢救伤员，手术连日连台。同济西迁时，校长翁之龙特意委托他，守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宝隆医院，让因故留下的学生能继续上课。抗战胜利后，金问淇又为学校回迁奔忙，像老黄牛般默默耕耘。
95岁的同济医科大学教授李鸣真回忆起70多年前跟着金问淇实习的情景，脱口而出：“恩师治学严谨。”
“查房的时候，他扫一眼就知道医师问诊漏了啥，问题直戳要害，能让人红脸出汗，这辈子都忘不了。”李鸣真说，金问淇对教学从不含糊，总亲自写讲稿、备教案，示范讲课。笔锋之间，依稀可见当年在稚川学堂习字的痕迹。
徐调孚与金问淇，在战争中未曾谋面，却仿佛始终并肩前行——
一个以文字为枪，筑起精神的战壕；一个以手术刀为刃，缝合民族的创伤。
他们也从未有过约定，却以同样的“诚”心，遥相呼应，完成了对母校训言深沉的践行：
无怠无荒，庶几有益。
“勗哉诸生，勗哉诸生，轩皇一脉，祖国要共恤。当此光复初进行快，秉策鞭策，请看泰东西文经、武纬同组织。神州起陆沉，所凭在学术。”
——摘自《稚川歌》
暮色漫进北京科技大学主楼时，时针刚划过6时。葛昌纯正微微前倾着身体，听着两名学生的实验汇报。
“合金的拉伸样品，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对比国内外同批型号的差距是有的，但已经很小了。”学生话音刚落，他便接过话：“国外是930多兆帕是吧，你应该赶紧进行热处理，再反映差距，差百分之多少，更重要的是延伸率。”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读博士王子豪说：“葛老师的时间观念很强，效率极高，工作永远在计划内完成。”
步入鲐背之年，葛昌纯仍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
校园里常见他骑一辆旧三轮车，车斗里装着实验记录和教案，车轮碾过林荫道，吱呀声里载着他往返于实验室与课堂，背影在晨光或暮色里，活像一株倔强的老松。
就是这个身影，曾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炼出关键材料“乙种分离膜”，如今他握着的笔，依旧在为核能材料的突破画着草稿。
“现在的国际形势非常复杂，我深知核能的重要性，可以解决人类的能源危机。”聊到科研工作，葛昌纯眼镜后的目光依然锐利：“我的本事是搞出新材料的可能性，还有余力、精力，为什么不继续利用我的一些创新思想，创造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把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为祖国建设输送更多的人才？”
近乎执拗的勤勉与赤诚，实则是父辈深沉信念的回响与赓续。
葛昌纯1岁时，葛嗣浵去世，留下了未竟的报国心愿。“今日兴学、他年兴国，稚川的爱国思想非常鲜明。”1937年的连天炮火中，母亲紧抱他，从平湖逃难到上海。沿途哀鸿遍野、神州陆沉的景象，是他最早懂得“家国”二字的模样。
后来跟着哥哥葛昌权读书，他不敢有半分懈怠，一路跳级，15岁就考上了声名显赫的国立唐山工学院，茅以升、竺可桢、林同炎、黄万里等均出自该校。
因年龄太小，又要远赴北方，家人忧心不已。同出稚川学堂的邹元爔——后来成为中国冶金物理化学活度理论研究的先驱——一句话安了他们的心：“你去吧，我那里有个好朋友，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这位好朋友是后来影响葛昌纯一辈子的金属材料科学家、冶金教育家章守华。
邹元爔一家，与稚川学堂渊源极深。
其父邹宏宾，清末留学日本，获早稻田大学硕士学位，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邹宏宾夫妇选择归隐故乡，在稚川学堂执起教鞭。
邹元爔回忆起自己的科研路，总说源头是小时候听来的故事：“常听父母讲述反清倒袁的故事。很早就立志献身科学事业并主攻冶金学，就是鉴于旧中国重工业落后。”
他在科学战线上熬了一辈子，经历了不少挫折，却硬是拿了7次国家级科学奖。
1937年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时，国难当头。他揣着一腔热血，从南京跑到长沙，再到重庆、昆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炼铜和炼钢工厂担任工程师。
他见过国家因缺铜少钢，在侵略者面前抬不起头的样子，心里的火，烧得更旺了。
1942年底，邹元爔从昆明出发去美国留学。临走前，他跟同事说：“若要强大必然钢铁先行，于是我选择了化学冶金专业，学成后立即回国。”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没惦记过洋房汽车，满脑子都是怎么把先进技术带回祖国。后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笑得朴实：“人活着，就是靠着这点精神，不为追名逐利而自堕。”
这股精神，也像种子一样落在了葛昌纯心里。
走进北京科技大学，“钢铁摇篮”的气息扑面而来，主楼正中那块“为中华之崛起”的石匾，是葛昌纯最常驻足的地方。
1980年他去德国深造，有次德国教授指着实验室骄傲地说：“我们拥有世界第一的实验室，中国还拿不出这样的条件。”葛昌纯暗下决心：一定要在中国建起国际一流的粉末冶金与先进陶瓷研究所。
三年后，导师极力挽留他，承诺给最优厚的待遇和最先进的设备。葛昌纯还是婉拒了，带着一箱子实验数据和笔记，回到祖国，从零开始搭建：没有设备，就四处奔波找厂家定制；没有经费，就自己缩减开支，把省下来的钱投进科研；遇到技术瓶颈，就带着学生昼夜不停地查文献、做实验。
就这么熬着，理想真的被他一点点锻造成了现实——
在国内首次研制和生产成功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二次还原铁粉；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全密度、无偏析、使用寿命为熔炼高速钢3到7倍的粉冶T15；建起我国第一个粉末高速钢中试基地……
他从不止步，因为深知，大国重器，始于毫厘之材；民族崛起，系于今日之学。
葛昌纯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始终留着稚川学堂的位置。
2005年，葛昌纯向浙江省委提议重建稚川学堂。
如今，在平湖市漕兑路88号和东方路1088号，新稚川已蔚然成荫。
2018届毕业生韩栋，正参与中国首艘数字孪生智能科研试验船“海豚1”号的研发。“4月份完成自主航行感知系统的联调试验时，我看着舷窗外那片无垠的海，耳边突然想起了《稚川歌》。”他忍不住哼唱起来：“神州起陆沉，所凭在学术……努力，努力，今日兴学，他年兴国。”
“我在大学实验室里第一次接触计算机图形学时，就惊喜发现，理解它们的钥匙，竟早已在稚川活动课的那些午后悄然铸就。”他说，“稚川的老师为我打开了观察社会、理解家国历史的窗口，让家国情怀有了具体的依托。”
书声铿锵，宏愿愈坚。
变的，是一代代人的面孔和具体使命。
不变的，是将学术写在大地上、将人才输送给国家的赤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