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双红
白绸伞在江汉平原上空绽开时，伞衣鼓着风，像晒棉被时没拍散的棉絮。灼痛裹着梅元白的身躯，大地在眩晕的视野里旋转。模糊的喧嚷声由远及近，他摸索到腰间冰凉的手枪柄，料定是日军围拢上来了。
一摸身上的自卫手枪还在，他将子弹推上了膛，心里想的是：“打死一个日本兵够本，多打死几个更好，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坚决不当俘虏。”
这个抗战时期的飞行员，后来把自己当时的心理活动告诉了采访他的记者，这段采访也被收录在《平湖档案史志》里。
那是1938年6月，长江上空正撕咬着战火。当时围拢上来的是一群举着锄头和扁担的农民。他们也差点把他当成了跳伞的日本兵。虚惊一场后，梅元白得到了同胞们的救护，一路上被用担架抬着，抄小路安全送到武汉空军基地。
梅元白，1910年11月10日生于嘉兴新丰镇，梅家老宅的织袜机声，曾编织过这个少年最早的梦。父亲梅文熙（梅友香）在秀州中学执粉笔的背影，母亲高景明在纱线间穿梭的手指，构成江南水乡最温润的底色。他十岁那年随办袜厂的祖父迁居平湖，从稚川中学毕业后，考入杭州高级工业学校。
毕业时本可在海关工作安稳度日，可1931年秋天关外的炮声震碎了平静，东三省沦陷的消息传来，他毅然辞了职，转身扎进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大门。
五年淬炼，梅元白成了中尉飞行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8月14日至15日，他驾机俯冲轰炸了吴淞口外的日舰。8月24日，他再次出击，杨树浦日军军火库在爆炸中腾起黑烟。次年2月武汉空战，他击落多架日机，升任空军二大队九中队队长。
《嘉兴市志》记载了1938年5月19日这个深夜，他随大队长徐焕升远征，驾机突破敌舰炮火，直抵日本长崎、佐世保、福冈上空，将百万份《告日本国民书》的纸片，雪片般撒向异国的土地。当时的苏联《莫斯科新闻》、英国《新闻纪事报》、美国《华盛顿邮报》都给予中国飞行员高度赞扬。
1938年6月中旬，日军沿着长江而上，中国空军便轰炸长江上的日军舰艇。在一次轰炸日军舰艇后，梅元白的座机遭遇日机袭击，油箱中弹起火，他不得已跳伞逃生，才有了这惊险一跳。
因战事紧迫，梅元白在医院仅休整了两个月便继续投入到抗日一线。他回到了硝烟弥漫的长空，在“湘北大捷”中再立战功。1939年，他升任飞行大队长，命运的黑云却在当年10月3日沉沉压来。日军战机空袭四川叙府（宜宾市的旧称），他与战友奉命驾机转场云南昭通。由于临时机场通信简陋，地面漆黑一片，无法联络降落，飞机在天空盘旋，最终奉命折返。折返途中他驾机飞临长江上空时，指令再次下达：轰炸停泊在武汉江面的日舰“赤云号”。
那是他最后一次俯冲。炮火撕裂钢铁，战机轰鸣着，一头栽入了滚滚长江，当地百姓划破夜幕的舟楫未能捞起沉没的朝阳。梅元白因伤势过重，将热血永远融入了民族血脉的长江，生命定格在29岁——南京抗日纪念馆名录上冰冷的“1939.10.3”成为终点，尽管在《嘉兴市志》的墨迹里，他的岁月多洇染了两年（据《嘉兴市志》记载，梅元白（1911—1941），浙江平湖人）。
消息传回嘉兴家中，父亲梅文熙枯坐良久。而后，他回到书房，颤抖着手研墨铺纸，挥毫写下“亲情友谊原多假，休把河山馈作真”这十四个字，如投枪匕首，刺穿了侵略者“亲善”的伪饰，字字如铁，落笔成钉。那饱含痛楚的笔锋，是父亲蘸着心头的血写下的战书。梅元白的二弟梅元泰为了实现大哥“誓将日寇驱逐出中国领土”的遗愿，也考入了空军部队，很快参加了抗击日寇的战斗。
岁月流转，英魂终得归处。梅元白的遗体初葬于重庆沙坪坝歌乐山麓的烈士陵园，后移至成都北门外磨盘山抗日烈士墓群，最终于1985年迁至南京紫金山北麓的空军烈士陵园，与无数长空忠魂相伴。
多年后，我翻找过嘉兴抗战的泛黄纸页，关于梅元白，墨迹淡如烟痕。他的故事，活在网络流传的片段和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口述笔记里，像散落的珠子，尚未被权威史册的丝线串起。然而，2024年清明，站在南京抗日航空纪念馆肃穆的英烈墙前，那新镌刻的首批1468个名字熠熠生辉。目光向下逐行搜寻，直到——序号：433；碑号：G49；姓名：梅元白；籍贯：浙江平湖；生卒：1910.11.10—1939.10.3。
那冰冷的石碑编号之下，曾是一个滚烫的嘉兴青年。他将血肉之躯锻造成刺向侵略者的长空利刃，他在烈焰中坠落又被同胞之手托起，他最终融入了长江的波涛，只留下一个在纪念馆名录上安静的名字。
那顶白绸伞早已朽烂成泥了吧？但每个清明湿润的空气里，它似乎总在无声地张开。伞衣鼓荡着江汉平原的风，伞绳系着长江不息的涛声，伞骨铮铮如他未冷的铁骨。这是刻在我们民族天幕上的伞痕，丈量过深渊的深度，标记过尊严的高度——纵使肉身委尘，这飘落的姿态永远悬浮在历史的天空，成为永不坠落的坐标。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