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沈 怡
丰子恺有一幅漫画《告诉先生》，画面上的男孩一手扶头一手指向他方，向女先生“告状”。
老师背手倾听，和蔼安静又不失洞察——简洁画面传递出依恋、信赖与包容、智慧双向流动的师生情。
这也正是李叔同与丰子恺、刘质平以及再传弟子钱君匋三代人之间师生相处的情感系属。
李叔同：应使文艺以人传，而不可人以文艺传。
1912年，杭州浙一师的音乐教室里，一位身着长衫马褂的先生安静坐在讲桌前。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钢琴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学生们的眼中……
上课铃一响，李叔同站起身来，向同学们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开始教学。
一堂音乐课结束，李叔同让大家回去勤加练习，一星期后检查练习成果。在以检查为主的课上，学生得“告诉先生”练习的过程以及遇到的问题，同时现场弹奏——这堂课称为“还琴”课。
在“还琴”课的弹奏环节，李叔同一般站在离学生数步远的地方，望向窗外等待开始。令学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哪怕琴键并未按错，但是按键应该对应的手指用错了，李叔同也能发觉，这个时候他就会转过身子看向学生。
丰子恺就被李先生这样盯过，然后知道这次“还琴”“通不过”，红了脸停止弹奏。
仿佛“脑后长眼”的李先生，这“温而厉”的教学作风令年轻学子折服，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
音乐课之外，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期间还开设了素描、水彩、油画等一系列课程。他为美术课设置的野外写生，是同学们最喜欢的课之一。
1918年初春的一天，久雨乍晴，李叔同看了看室外，轻声道：“‘雨晴门始开’，今天去野外写生，画湖心亭。”说完带学生出发，经过卧龙山庄、西湖旅馆，登山到达西爽亭，李叔同招呼同学抬眼远眺，用心感受早春时节的西湖美景……
而曾经在乡试证上填写“嘉兴府平湖县监生”的李叔同，遥想东湖的水天一色，并不亚于眼前的西湖。
属于太湖水系的平湖东湖与筑塘拦水形成的杭州西湖，是杭嘉湖平原的两颗明珠，在海河交汇间老树摇曳、云雾翻腾地演绎着沧海桑田。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正是李叔同对教育形式的积极实践。
而他最核心的教育理念就是“先器识而后文艺”——即人格修养先于艺术技巧。
李叔同以自己的言行举止，为学生树立榜样，“他的教授图画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作背景，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正是这份言传身教，使李叔同成为学生口中“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
在七年多的教育生涯中，李叔同秉持“应使文艺以人传，而不可人以文艺传”的信念，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中国早期的音乐教育和艺术事业，开创了中国近代艺术教育中的多个第一，“培育出多位‘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栋梁之才”“全国为音乐教师者，十九皆其薪传”。
漫画家丰子恺与音乐教育家刘质平，就是其中两位佼佼者。
丰子恺：我作画，常感李先生站在身后看我。
大运河自杭州蜿蜒而来，至石门拐了120度的弯，筑就了一块风水宝地石门湾。
“春天，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夏天，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槜李’……”
丰子恺在《辞缘缘堂》一文中对石门的感情溢出笔端，“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
这大运河畔南北交通的重镇，贡赋漕运、舟楫往来的富庶，涵容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歌哭生聚和闲适自足。
1914年，17岁的石门少年丰子恺提着柳条书包来到杭州浙一师，好奇地四处打量，对未知的未来充满向往。
青年丰子恺在浙一师跟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课余还跟李先生学日语。
二年级时，他上木炭石膏模型写生课。丰子恺不像其他同学那样照着李叔同贴在黑板上的范画临摹，而是直接对着石膏模型写生，由此一来他的画进步飞快。
没过几天他去向李叔同汇报学习，汇报完后刚要走，李先生说：“子恺你等等，跟你讲几句话。”他说：“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任教，没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以此为业。”
丰子恺说：“李先生这句话，确定了我一生。”
1926年冬，丰子恺请已经出家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为自己的寓所命名。法师让他把喜欢的字写在小纸条上抓阄，丰子恺抓了两次，打开一看都是“缘”字。
丰子恺从此以“缘缘堂主人”自号，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就以《缘缘堂随笔》命名。
师徒缘深，丰子恺像在浙一师时依赖李先生那样，一直追随出家后的弘一法师。
1929年，弘一法师50岁寿诞，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题文，收录50幅画作的《护生画集》出版。
十年后，丰子恺又创作了60幅《护生画集》续集，弘一法师为之一一题文，并去信叮嘱爱徒：每十年画一集，直到百岁。
当时正值抗战，丰子恺一家也在逃难途中，生死难料。但是丰子恺回信郑重承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没想到三年后弘一法师竟先往生。
丰子恺并未忘记这个生死承诺。
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每一集他都用心对待。一直到1973年，丰子恺拖着病体作画，在去世前提前完成了第六集。
《护生画集》六集450幅，创作跨度46年，丰子恺用生命“告诉先生”：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丰子恺在回忆中感慨：“我敬仰我的老师，是因为他是一个像人的人。”
丰子恺继承李叔同的艺术教育理念，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更强调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格修养。
他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对艺术和创作进行融会贯通，同时编撰教材讲义，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指导，推动中国艺术教育的综合化发展。
刘质平：我教音乐的每一个方法，都能追溯到李先生当年的教导。
1932年端午期间，刘质平与弘一法师一起住在镇海伏龙寺（今属慈溪）。
每天清晨寅时，寺院的“叫早”云板准时响起，缓慢而清澈的“笃-笃-笃-笃”，游走在殿堂和寮房周围，回音绕梁，击破寺院黎明前的宁静。早课结束后，刘质平回房侍师书写《佛说阿弥陀经》，他站在桌前手执纸、口报字，报一字法师落笔写一字，一笔一画，迟缓庄重。
这组十六条屏“朴拙圆满，浑若天成”的“弘一体”代表墨宝，历经战乱流传至今，全靠刘质平舍命保护——在逃难途中遇大雨，他脱掉外衣包裹字箱，再以自身覆挡箱上，任凭暴雨浇身……
晚年刘质平与后辈谈起李叔同，用“名虽师生、情深父子”这八个字，来形容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师生情谊。
1912年冬日的一天，寒潮南下，杭州一夜降温，大雪飘落，不多时皑皑白雪就覆盖了浙一师校园。18岁的刘质平拿着第一次谱的曲，踩着积雪去找李叔同点评。
李叔同看着谱子，良久抬头道：“今晚八时三十五分到音乐教室，有话当面讲。”当晚刘质平提前到达，在廊下等待许久，李叔同开灯出门后说：“时间无误，知汝尝风雪之味久矣，可去也。”
李叔同以这样的方式，考察学生的“器识”。多年后，他是这么跟刘质平说的：“音乐艺术虽是小道，亦须以人格为基础。”
刘质平出生成长于海宁盐官，“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每天如约而至的钱塘潮，塑造了“人如潮有信”的刘质平。
盐官，地以官名（司盐之官），自唐设为海宁县（州）治所在地后，商贾云集、市肆繁荣、名人辈出。
海神庙、安国寺经幢的晷影变幻，赋予陈阁老宅、王国维故居醇厚气息；鱼鳞石塘与占鳌塔，每天目送滚滚江水奔腾入海。
1916年秋，盐官青年刘质平登占鳌塔望向江水奔赴的远方。他在李叔同的鼓励下，准备去往海的另一边——日本，报考东京音乐学校。
年轻人第一次远离母国，在异国他乡遇到不少困难，日夜焦虑。
在抑郁中去信“告诉先生”：“有负师望，无颜回国，唯有轻生，别无他途。”李叔同心急如焚开导：“愈学愈难，正是君之进步，何反以为是忧？！”更从自己月薪中匀出二十元，每月寄交刘质平，“一直维持至君毕业为止”。
在日本最后一年，刘质平又去信“告诉先生”想回母校浙一师任职，李叔同回信泼了他一盆凉水：“闻君在东京曾诽谤母校师长，倘来任事，必无良果”，训斥他“以后发言宜谨慎也”。
这是一段双向奔赴的“父子”关系：与他人严守交往边界的李叔同屡次对刘质平出言训斥，而刘质平则一直陪伴并供养出家后的弘一法师。
刘质平在李叔同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美育人、以乐化人”的教育理念。
他毕生致力于音乐教育和美育实践，在教学中融入李叔同“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思想，通过音乐陶冶学生情操、塑造健全人格，培养了众多具有高尚人格的艺术师资人才。?
钱君匋：我受他（丰子恺）的影响最多最深；刘师教我以音律，亦教我以风骨。
距离缘缘堂20公里，是钱君匋的家乡屠甸。
“一片桑麻天气绿，养蚕时节鹧鸪啼”，这座位于桐乡东南的古镇，水网纵横、良田沃野，是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次中心，积淀深厚。其代表姚家山文化遗址是浙北地区最高级别的良渚文化墓地。
数千年的底蕴和江南水乡的灵性，塑造出屠甸独特的人文气息，也滋养了钱君匋“一身精三艺，九十臻高峰”的艺术人生。
1923年春天，16岁的钱君匋进入上海师专，攻读国画和音乐。为他授课的丰子恺、刘质平成了钱君匋艺术道路上的引路人。
因为丰子恺的提倡，上海师专对书法很重视。钱君匋入读第一学期就接触到了弘一法师的书法，自此打开书法大门。
丰子恺针对他的特点，指出“你走拙朴浑涵的路很好”，嘱咐钱君匋先临《龙门二十品》，从中把握魏碑书法的门径，还要求他临《石门颂》，思考如何在书法中写出自己的面目和个性。
钱君匋遵丰子恺指导，遍览古帖，慢慢窥得书法堂奥。
通过学书法，钱君匋开始对篆刻产生兴趣。丰子恺回忆起自己在浙一师随李叔同一起参加乐石社的往事，感慨之余十分欣慰。
钱君匋后来在篆刻上取得极高成就，一生治印两万余方。
1925年7月，刚从上海师专毕业的钱君匋去信丰子恺，“告诉先生”想让先生为自己介绍工作。
丰子恺看到来信中的错别字、不当措辞和错误语法，不怒反笑：“措辞不当，语法错漏百出，这样的文字水平，我敢介绍工作吗？”钱君匋羞愧之余，发狠用半年时间把整本《实用学生字典》背诵了下来。
1927年，钱君匋进入开明书店担任音乐美术编辑和书籍装帧。感动于弟子的勤奋用功，丰子恺开始积极托举。
钱君匋装帧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丰子恺的《音乐入门》，之后陆续为巴金、曹禺、叶圣陶、周作人等名家设计了风格各异、独树一帜的图书封面，在出版界崭露头角，获得一个“钱封面”的雅号。
钱君匋在设计中坚持一个观点——“书籍装帧如乐章，需有起承转合”——这个将韵律融入设计的感悟，源于跟随刘质平学习音乐的经历。
钱君匋一直记得在上海师专学习音乐期间刘质平说的话：“音乐不仅是技术，更是修养。弘一法师教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今日我也以此教你们。”
在上海师专，钱君匋每日练琴数小时，就是因为刘师强调“音乐须先重基础，再求创作”。后来钱君匋以音乐学习的经历为契机开办音乐专业书店。
1938年，由钱君匋与五位挚友合作、以出版音乐读物为主的万叶书店在上海挂牌营业。在他主导下，万叶书店出版发行了大量音乐理论书籍、歌曲集与乐谱，钱君匋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出版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
1953年，丰子恺、钱君匋等集资在虎跑立起弘一法师塔，这一门师友的薪火传承，在西子湖畔留下永恒的印记。
“告诉先生”的故事跨越时空，成为中国文化“师道”与“人格”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