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周丽丽 通讯员 庄羽帆 陆燕萍 张丹燕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撇出故事】
宋孝宗的手诏墨痕犹湿、文徵明的山水氤氲未散、项元汴的画像笔意尚新……昨天，嘉兴博物馆内，“天籁回响——项元汴诞辰500周年书画特展”吸引了不少暑期学子。
当城市展厅中的墨香与历史低语时，在平湖独山港镇聚福村，80岁的刘叙昌和其56岁的儿子刘国良，却顶着烈日，又一次踏上了“编外文保员”的日常巡逻路。他们的目的地，是包括省级文保单位平丘墩遗址在内的各处不可移动文物。
这份没有编制、没有补贴的守护，父子接力，已跨越半个多世纪。
篓挎肩扛，护“破瓦”入公库 “交给政府我就放心了！”
昨天上午11时许，日头正毒，白花花的阳光砸在田埂上，蒸腾起的热浪裹着土腥味，烤得人裸露的皮肤针扎似的疼。刘叙昌却像识途的老马，脚步轻快地穿行在平丘墩遗址的田埂间，那利落劲儿，全然不似耄耋之年。
他边走边抬手，黝黑的手指稳稳指向眼前一片刚冒绿尖的水稻田，声音里带着笃定：“喏，早先的平丘墩，就在这儿，大得跟座小山似的！”
刘叙昌的家紧挨着平丘墩，儿时常在此玩耍，也听闻过盗墓贼偷走“宝贝”的往事。或许正因此，年幼时他心里就埋下了一颗文保的种子。
16岁，刘叙昌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后来当上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1969年9月，当时的平湖县开掘卫国河，自北向南凿开了平丘墩一角。
开河过程中，村民们在距地表50厘米到100厘米的土层中发现了很多陶片、瓦片，还有农户在平整岸上的淤泥时，“淘”到了一些玉器、石器和陶器。刘叙昌凭直觉认为这就是文物，于是劝说村民：“动土时要小心，挖到的要上交。”
那时候，大家的文保意识尚且淡薄，不理解他为啥会把这些破砖烂瓦当宝贝。
同年10月，他的儿子刘国良出生了。还没出月子，就看到刘叙昌把收集来的文物拿到屋里当宝贝供着，妻子颇有微词：“古墓里的东西不吉利！”
一面是家人不同意往屋里搁，另一面虽然大伙儿觉得这些“破烂儿”不值钱，但收得多了，也有人犯嘀咕：“要我们挖到了上交，难道就是交给你吗？”一时间，这些文物成了“烫手山芋”，刘叙昌迫切地想要交给政府，但该交到哪呢？彼时尚未形成完整的基层文保工作体系，平湖的博物馆由图书馆兼管。
经过多方努力，平湖图书馆同意腾出一间仓库接收。
刘叙昌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城里送文物的情形。1972年春，那天天刚蒙蒙亮，他就挎着篓子出发了。因为怕这十几件文物路上颠簸受损，他还贴心地用棉絮垫底，一路把篓子紧贴在肚皮上，小碎步前行。“从家步行到黄姑差不多半小时，然后坐船到平湖要两个多小时，再步行到图书馆。”一番舟车劳顿，刘叙昌没迎来想象中的热情接待和表扬。交接过程极其简单，他小心翼翼地放下文物，便走出了图书馆。
此时，刘叙昌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去街上买了点吃的，这才发现胳膊上早就被篓子勒出了道道血痕。尽管这一趟来回要一天时间，路费加饭钱还花了1块钱，但他打心眼里高兴：“文物要有个安全的家，交给政府我就放心了！”
此后经年，这样的跋涉成了常态。他或说服或感化，从村民手中收集了200多件文物，悉数送往“公库”。
1975年，村民陈四昌在翻耕菜地时发现了一个圆形中间带孔的老物件，尺寸正好跟自家的酱菜坛子吻合，便拿回家当坛子盖。消息传到刘叙昌耳朵里，他得知这可是新石器时代文物——玉璧。刘叙昌为此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可陈四昌就是不舍得交出这个心爱的“坛盖”，甚至见他就躲。
“后来，陈四昌病了，我买了礼品去看他。他感动了，就把玉璧交给了我。”刘叙昌当天就把这块玉璧送到了城里，“政府奖励陈四昌一个暖水瓶和一条毛巾，他很开心。”
跟文物打交道多了，刘叙昌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土专家”。1977年，他还受邀参加了“浙江省第一期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
法为甲胄，父子接力守土墩 “我是业余的，下什么班？”
1978年，平湖县博物馆启用新章。刘叙昌义务参与了大量馆藏文物的整理和造册工作。其间，他还常常利用空闲时间，自掏腰包去买考古书籍来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1980年，平湖县博物馆给首批4人发了文物保护管理证，刘叙昌是其中唯一的“编外文保员”。
随着文保知识的积累，刘叙昌深感保护遗址的紧迫。他鼓起勇气给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写信，希望能有专业力量参与保护平丘墩遗址，引起高度重视。
1980年冬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刘叙昌的引领下，到平丘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70平方米，清理良渚墓葬28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由于文物发现及时、保存完好，1984年，平丘墩遗址被当时的平湖县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印证了他的远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盗墓者的黑手伸向了平丘墩。
“多的时候，一天会来好几拨人。”断人财路必然要承担风险。面对挥舞洛阳铲的壮汉，身材瘦小的刘叙昌尽力规避正面交锋，但也从不后退半步。
那几年，平丘墩遗址常有这样的画面：几个年轻力壮的盗墓者在前面吭哧吭哧地挖墓，刘叙昌就站在他们后面抑扬顿挫地念法条，不时还提醒他们：“挖出来就要上交，再不收手就报警。”这犹如“唐僧碎碎念”般的存在，让不法分子不胜其烦，最后他们因为受不了，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也有的佯装离开，等后半夜再来，可不管什么时候总能“遇”上刘叙昌。
“你怎么一直不下班啊？”盗墓者无奈。“我是业余的，下什么班？”他笑答。
“回头想想也后怕。”黑灯瞎火里，刘叙昌单挑洛阳铲的“秘籍”，不过是一张业余文保员巡查证和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国良随父亲的文保事业一起长大。在刘叙昌的言传身教下，刘国良自幼便把文保事业当成了家事。“小时候，父亲常常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各个文保点巡逻。”刘国良笑着回忆，长大后，他开着汽车拉着父亲继续巡逻，光油钱就上万元了。
1993年，刘国良正式加入业余文保员的队伍。这一年，他24岁。
“我觉得，增强大家的文保意识很重要，毕竟只靠我们父子俩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子承父业后，刘国良在文保宣传方面不遗余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平丘墩遗址红线内有一户人家拆迁，迅速吸引了文物贩子的注意，他们拿着金属探测仪到这块刚刚完成复垦的土地上寻宝。有村民发现后立即向刘国良反映，他迅速赶赴现场制止。让他欣慰的是，附近村民也自发前来助阵，吓得不法分子落荒而逃。
采访中，不少村民告诉记者，平丘墩遗址能完好保存，刘叙昌父子的守望功不可没。凭着对乡土文脉的敏锐洞察，他们率先发现了运港窑墩遗址；又怀揣着为民所用的热忱，积极呼吁修缮运港文革大礼堂。如今，这些经他们发现或守护的文化场所，已成为村民休憩娱乐的一方天地。
这份执着与担当，赢得了社会的深深敬意。刘叙昌先后获评“浙江好人”“嘉兴市先进文化工作者”等。接过父亲守护的接力棒，刘国良同样表现突出，两度获评“平湖市优秀基层文物工作者”、三度荣获“平湖市先进业余文保员”称号，还拟推荐为“嘉兴好人”候选人。
生生不息，沃野立起文保丰碑 “我们代表的是正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保事业又面临新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人在平丘墩遗址上挖了3处鱼塘。刘叙昌父子赶去制止时，发现对方有相关审批文件，他们只好请假守在现场看着施工，尽量减少对文物的损害。“那次挖出了几十件陶器、石器和玉器，我们统一收起来送到了平湖博物馆。”现在提起这事，刘国良还有几分无力感，“那时候文保意识还没有现在这么强。”
1995年9月，当地一家轮窑厂在平丘墩遗址附近过度取土，刘国良发现后，马上出面制止，同时迅速和上级文管部门取得联系。经过抢救性挖掘，该区域共清理400多平方米，发掘出良渚墓葬8座、各类有价值的文物70多件，帮助发现和追回新石器时代文物500件左右。
随后几年里，刘国良与父亲为加大对平丘墩遗址的保护坚持奔走呼吁。
2017年，平丘墩遗址如愿升格为省级文保单位。同年，某生态农业公司租下1500亩土地，其中就包括了平丘墩遗址保护范围内的那3处鱼塘。鉴于古文化遗址保护需要，合同明确约定，不得对鱼塘进一步开发，只能维持原状。该公司一直遵守。直到2023年4月，3处鱼塘被转租给杨某和王某经营后，打破了往日的宁静——他们计划建垂钓场！
刘国良多次严词制止，未承想对方阳奉阴违，趁其不备动用挖机开挖堤坝、预埋管道、打入水泥桩。刘国良迅速上报文管和执法部门。法律利剑出鞘，最终，负责出租鱼塘业务的徐某及杨某、王某3人均被判刑、处罚款并被责令恢复鱼塘原状。
“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咱们党委、政府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听着儿子的讲述，刘叙昌眼中闪着光。刘国良挺直脊梁：“以前总觉得编外的管起来气短，现在感觉我们代表的是正义！”
穿过卫国河5号桥，一块1995年立起的文保标志碑便映入眼帘。日晒雨淋磨去了它些许棱角，碑面刻痕却依然清晰。刘叙昌停下脚步，用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拂过石碑粗粝的表面，目光投向眼前这片由喧嚣归于宁静的稻田，“这是第二块碑了。去年，我们把最早那块1984年立的县保碑，也送进了平湖博物馆。这些碑啊，它们本身就是文物，见证了文保的发展。”
刘国良紧跟在父亲身后，脚步踩在田埂上，沉稳而有力。
【捺出态度】
五十载寒暑交替，这对“编外文保员”父子以脚步丈量责任，将守护文物的初心刻入生命的年轮。
1969年，卫国河工程中惊现陶片，点燃了刘叙昌的文保火种。从此，他踏上了孤独的长征：挎竹篓步行赶船进城，苦口婆心劝缴文物，虽被讥为“收破烂的”，却不改其志。身在编外，不取分文，仅凭一腔赤诚，数十年如一日守护着祖先的文化遗产。一张业余巡查证、一本文物保护法，便是他面对挥舞洛阳铲的盗墓者最硬的铠甲——“我是业余的，下什么班？”这朴素的诘问，是守护者最坚韧的信仰宣言。
两代人的接力，恰是一部民间文保力量的成长史诗。从个人收缴到政府建馆，从单枪匹马劝阻到村民齐心共护，从面对鱼塘开发的无力感到法律利剑出鞘——父子俩亲历了中国基层文保意识从荒原到森林的蜕变。2023年违法开挖鱼塘者被法律严惩，不仅是正义的胜利，更是国家文物保护意志在基层的坚实落地。
对此，平湖博物馆馆长张蜀益一语中的：“他们不仅守住了平丘墩遗址，更将文保理念‘传播到认识的每一个人’。刘家父子用半个多世纪的生命行走昭示：文物保护的伟力，深植于每个普通人对文明根脉的敬畏与深情。当更多‘编外力量’被唤醒，散落乡野的文化基因便有了生生不息的守护者。”
撇出故事
捺出态度